只要岁月的脚步一踏进腊月的门槛，那浓浓的年味便扑面而来了。这不，腊八节刚过没几天，孙女就打电话过来说，她们马上就要考试了，考试完就放假，腊月二十三以前一定回来。她要奶奶在二十三炕锅盔时一定要给她蒸上一对小白兔，并且要安上红红的眼睛。孙子则告诉奶奶，千万可别把那只大红公鸡杀掉，新春第一天他还要听它报晓呢。村中的广场上不时传来阵阵音响，那些轻易不得闲的年轻妈妈们不肯放弃这大好的时光，迈着轻盈的舞步，提前进入了年的角色。

老伴更是有点沉不住气了，先是问我榨了几斤油，又说过年连炸丸子带炸鱼，十斤油都不够。还说，不要割那么多肥肉，要多割点瘦肉，还要割点牛肉、羊肉，买几只土鸡和鸭子，别再像以前那样老是大锅菜。如今咱们日子好过了，也要像城里人一样吃饭多样化，弄它个七碟八碗也不算多。又问我准备给孙子孙女多少压岁钱？说少了拿不出手，因为是代表着我们两个人的。然而，就在该问的话都问完之后，却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唉！其实，他们回来还不如不回来呢。他们一回来呀，一个春节我都不得安生，做吃做喝不说，光是那两个小冤家就不让人省心。”我知道这是正话反说，她巴不得两个小家伙天天在她眼前晃才高兴呢。这几天她简直就像得了健忘症一样，不停地问：“今个儿是几号了啊？”

触景生情，我不由得又想起了小时候过年的样子。那时盼望过年的理由很单纯，一是可以丢下书包和小伙伴们玩耍，二是那几天父亲母亲显得格外亲切，不打也不骂我们，还可以吃平常吃不到的好吃的，比如白面馍、肉饺子等。也可以穿母亲一针一线亲手做的新衣服，运气好的话，还可以得到一些压岁钱。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家都穷，我唯一一次得到的压岁钱是舅舅给我的两毛钱，足足让我高兴了一个春节。记忆中，只要进入腊月二十三，过年的气氛就日渐浓起来，平时萧条的集市上人来人往，都是置办年货的，感觉从那天起，年的脚步就更近了。我们打扫房屋，全家大小齐上阵，先把房间里能搬动的东西都搬到外面，给整个屋子来个大扫除，不放过任何一个犄角旮旯。接下来的几天就是准备各种吃的东西：蒸馍、煮肉、炸东西、包饺子等。那时常听有人说“小孩过年，大人过关”，当家主事以后才知其中道理所在。那时虽然穷，蒸馍却不少，不过，大部分是黑杂面馍。煮肉一般是在晚上孩子们睡觉之后进行的，那满屋子的香味往往会把我们这些馋猫熏醒，让我们翻来覆去睡不着。除夕吃罢饺子之后是要守岁的，那时没有电，更没有迎春晚会，一家人便围在火堆旁，听父亲母亲讲那些我们不知道的过去和充满希望的未来。偶尔火堆里会“嘭”一声蹦出一粒玉米花来，带起四散的火星。时间如白驹过隙，几十年很快过去了，这些仿佛就在昨天。

我耐心地答复着老伴的询问，暗地里嫌她太啰嗦。这时，一位邻家媳妇走了过来。她是村里业余戏剧演出队的主要成员，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演出剧本，她受大家的委托，想让我帮忙写一个。她说，通过这几年的扶贫攻坚，村里的贫困户已经脱贫，全村面貌焕然一新，她想把这种变化演出来，把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希望我能答应这个要求。激动的心情和使命感让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这个年，我过得真的有点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