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总把对联的起源归功于北宋孟昶。《古今对联荟萃》写道：“根据宋人黄休复的说法，对联起源于北宋建隆三年（公元九六三年），迄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该书引用《宋史·西蜀孟氏》中记载：“每岁除，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门寝左右……学士辛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由于这是史料可见最早题于桃符的对联，便说“宋人黄休复的看法是基本可靠的”（注）。迄今网上依然有此论点，笔者认为都把对联与春联、载体与诗句混为一谈了。

对联是大概念，如春联、喜联、寿联、挽联、贺联等实用联。楹，廊柱也，载体小概念。宫殿寺庙园林廊柱常见精美名联，因其典雅宏伟升格为大概念。桃符是古代民居门上的驱邪画板，对联是言志诗句，两者并非一码事。桃符并非对联主要载体，在宋代也是广泛出现在书面口头、宫殿园林以及婚丧寿庆的红白条幅上。例如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就是书面传播，均与桃符无关。因此可以说过年贴春联最早的表现形态，是北宋孟昶桃符题诗。但是桃符毕竟不是春联，更不能认为桃符题诗是对联的起

源。

孟昶题符时为降宋前夕，在其四百多年前的南朝梁代，刘勰便在《文心雕龙·丽辞》中说：“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这是对前人创作经验的总结，是我国最早较完善的对联理论，也是对孟昶起源说的有力反驳。

对联的雏形是对仗，这种字数相同、词性相对的句式，在先秦散文以及楚辞汉赋乐府诗里，是一种重要的修辞方式，大大增强了诗文的生动性感染力，也为刘勰上述总结提供作品依据。其中对仗较工又可独立成章者，如孔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老子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如今也经常出现于客厅或办公室，发挥鞭策激励作用，谁又能说它们不是对联呢！

唐诗中大量对句，工稳贴切生动绝妙，脍炙人口光彩夺目。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等等，不胜枚举比比皆是。孟昶其联是学仿前人而作，对仗之法并非由他开创。明代王子承曾编印的《唐诗联选》，证明早有人认为律诗中优秀对句便是对联。我国最早的文学作品

《诗经》，便经常出现相似句式。如“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大雅·卷阿》）”“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小雅·采薇》）”等，这才应该是对联最早的襁褓婴儿。

庄子曰：“名者，实之宾也”（《逍遥游》）；墨子说：“是名也，止于是实也”（《经说上》）。古代虽无对联之名，却多有借排比、对仗而抒情记叙议论之实。实在前名生后，名为虚实为本，弃根本而图虚名焉能认知世界，轻内容而重载体更是本末倒置。由此可见，孟昶桃符起源之说实难成立；与比喻、排比等修辞方式一样，对联之源之祖，应为古代百家诸子及广大人民群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