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古人真是有趣。喝个酒吧，还要临水宴饮，几十个人坐在溪水的两边，将酒杯置于清溪之上，任其漂流，漂到谁的面前，谁就要即兴赋诗，否则罚酒三杯。喝得热热闹闹又斯斯文文，事后还要整出一本《兰亭集序》，从此“曲水流觞”千古流芳。

过个冬至吧，大俗里透着大雅，平常日子从此变得不同凡响。家家户户在墙上贴九九消寒图，图上白梅花一枝，梅花八十一朵，从冬至起由孩子们用红笔每天涂一朵，待都涂遍九九寒天已尽。

种个地吧，还蛮乐和，其中代表人物是陶渊明，弃官归隐后和平常的农夫一样过着汗滴禾下土的日子，所不同的是，他在劳作中感觉到了自我。“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劳动如此之美，给人感情上如此的满足。

去看朋友吧，优哉游哉，慢慢地倚杖觅归路。抬头一瞥星斗阑干，低眉闻听稻香蛙鸣；与朋友有约，从那对面山上来，把盏酬唱，对弈手谈，清风先来了，故人尚未到，于是灯下闲敲棋子，何其散淡！如今想想都觉得羡慕。

记得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一文中曾把袁枚与苏东坡、李卓吾、张潮等并提，一同赞赏，说这些都是脱略形骸不拘小节的人……这些人太好了，所以不能循规蹈矩，因为太有道德了，所以在儒家看来便是不好的。

何意？袁枚之流视名利如浮云，视钱财如粪土，活得有品位、有个性。他十二岁考上秀才，二十多岁中进士，入过翰林，做过江苏省好几个县的县长，上下拥戴，名利双收，羡煞世人。但袁枚自己觉得没劲，厌烦那一套成天跪接跪送的礼节和虚假的应酬，绝然隐退。在三十九岁那年回到南京的小仓山，一心一意经营他的随园。置身其中，烹调美味，吟著诗文，呼朋唤友，随性随意地悠游岁月。

不过，天下惟有读书好，世间无如吃饭难。袁枚式的生活，不仅仅需要一颗解风情的心，还需要物质基础，不仅要衣食无忧，起码还要略有盈余，才能支撑如此场面。如果一个人穷得只剩下诗意了，那么最诗意的人也就变得最失意。

“柴米油盐酱醋茶，般般都在别人家。岁暮清闲无一事，竹量寺里看梅花。”这首七绝出自江南才子唐伯虎之手，反映了他穷困潦倒的家境，连普天同庆、团圆热闹的除夕也清闲得了得，自我解嘲地跑到寺院里观赏梅花。

清高的李白初离长安时高唱“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到了颠沛流离的晚年则后悔“千金散尽交不成，白首为儒身被轻。”当年读此诗句，我禁不住批曰：有时常想没有时，当年玄宗赐你千两黄金，你要是会过日子，量入为出，有个计划，做点买卖什么的，现在也不至于徒叹“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了。

“人诗意地栖居于这片大地”是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名句。但他的一生却极为凄苦，在尘世间一无所有，既没有一张自己的床，也没有爱人；既没有荣誉，也没有地位，更没有知音，他的作品长期无人问津，并且在四十多岁时就疯了；曾留下传世名句“百无一用是书生”的黄仲则也是如此，人生多难，贫病交加，最后被债主逼得没有办法，逃到山西运城，死在一座破庙里，年仅35岁。

由此可见，“诗意”这东西也不是好玩儿的。虽说钱不是万能的，但人啊，只要一天还活着，就得吃饭穿衣，就得用钱。因此，诗意的生活说难不难，说易也不易。说它难，是因为这个时代虽然物质极大丰富，科技空前先进，但逼走了诗意；说它易，是因为欲是心魔，只要有一颗平常心，踏实工作，简单生活，诗意无处不在。一本好书、一支好曲子，或者抬头看看月亮、静心听听树间风、窗外雨，都会给你带来物质不能给予的快乐。

美就是如此简单。说到底，诗意是一种心境，是一种生命的状态，也是一种胆量，一种睥睨世俗、鸟瞰红尘的操守，只要心向往之，我们便可以自导自诗意：把生活中的清风明月演绎成诗歌，柴米油盐演绎成散文，坎坷与不幸演绎成小说，让生活时而像溪水一样潺潺流淌，时而像山路一样跌宕起伏、柳暗花明、风月无边。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