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纽带。中华民族是一体多元的民族集合体，团结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也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文化渊源。早在五千年前，中国远古时期处在部落林立的“方国时代”，炎帝部落、黄帝部落是当时中原地区力量最强的部落，阪泉大战以后，炎帝与黄帝握手言和，联合形成以黄帝为盟主的炎黄联盟，后又战胜蚩尤，与大小部落结盟，统一中原，为华夏民族的形成打下基础，也为一体多元民族结构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炎黄就成了中国人民公认的人文始祖。所以继承和弘扬炎黄文化有利于民族的团结统一。新时代要增强民族团结统一，有必要研究炎黄文化。

    炎帝，又称神农氏、烈山氏，是少典之子，一般都称神农炎帝。炎帝是一个部落称谓，又是这个部落的首领，而且部落首领战死、病死后，继任者们都叫炎帝。所以炎帝又是这个部落若干首领的总称谓，这可能就是现在中国有多个炎帝的出生地、生活地、墓葬地的原因。

　　炎帝或者说炎帝部落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对中华民族的形成、融合有“八大贡献”：

    第一，炎帝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创始者。《国语·鲁语上》说：“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又如《白虎通义·号》写道：“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为了更好地进行农耕，炎帝还发明了耒、耜等农具，教族人使用，提高农耕效率和质量。于是，炎帝就成为中华农耕文明的创始者，为中国农业之国打下基础，有效解决了先民“食之不足”的难题，所以后人称其为“神农”。

　　第二，炎帝是中华医药宝库的缔造者。古代文献对炎帝在创造中医药方面的贡献多有记载。《世本·作篇》说：“神农和药济人。”《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史记·补三皇本纪》说：神农“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广博物志》更是记载道：“神农始究息脉，辨药味，制针灸，作巫方。”

　　第三，炎帝是中华陶器制作的发明者。《古今事物考》说：“神农作陶。”《逸周书》说：“神农作瓦器”“作陶冶斤斧”。神农发明陶器制作工艺，不仅发展了生产力，而且改进了先民们的生活条件，有力地推进了社会发展。

　　第四，炎帝是中华原始商业的开创者。《周易·系辞下》说神农氏做了这样一件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史记·补三皇本纪》也这样记载：炎帝神农氏“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古今事物考》说：“神农为市，交易而退。则商贾自炎帝始也。”这里所说的“日中”，指中午；“市”即集市、市场。“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就是双方把货物交易完了就走，各有各的收获。

　　第五，炎帝是中华远古城池的创建者。《事物纪原》记载：“神农之教，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又城池之设，由炎帝始矣。”《玉函山房辑佚书》也说：神农“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者，不能守也”。早期的城用石块砌成，四周挖有水道。从文中看，炎帝当时不仅建了石城，挖了护城河，而且派有军队守卫。

　　第六，炎帝是中华音乐艺术的创造者。《说文解字》说：“琴，禁也，神农所作，洞越练朱五弦。”《资治通鉴外纪》说：神农“削桐为琴，绳丝为弦”。《路史》则说：神农制琴作乐，“乐与政为政，乐与治为治，是故威厉而不试”。《新论》说：“昔者神农氏继宓羲而王天下，亦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

    第七，炎帝是中华太极文化的初创者。《帝王世纪》说：神农“重八卦之数，究八八之体，为六十四卦”。《史记·补三皇本纪》也说：神农“遂重八卦为六十四卦”。《路史·后记》更是说得具体：神农氏“乃命司怪主卜，巫咸、巫阳主筮。于是通其变以成天地之文，极其数定天下之象。八八成卦，以酬酢而祐神，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这以后形成的以《易经》为主要代表的太极文化的种子应该说在炎帝时期已经种下。

    第八，炎帝是中华民族融合的推动者。据有关古代文献记载，五千多年前的原始社会晚期，中原大地及周边地区部落丛生，氏族密布。在众多的氏族部落中，有三个氏族部落人口多、占地广、实力强。这三个氏族部落是炎帝氏族部落、黄帝氏族部落和蚩尤氏族部落，其中炎帝氏族部落实力最强，所以一开始炎帝在中原处于首领地位。后来炎帝神农氏势力渐衰，不能控制中原局面，黄帝便取而代之。阪泉之战后炎黄结盟，涿鹿大战后，黄帝“合符釜山”，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蚩尤部落及其他大小部落在釜山结盟，这就统一了中原，并促成了氏族部落的大联合，形成了中华民族融合生存、聚合发展的雏形。在这个过程中，以炎黄部落为主体的族群，发展为华夏族。从中可以看出，在中华民族形成、融合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最大的是黄帝、炎帝。黄帝与炎帝的结盟，为中华民族的形成、融合打下基础，是黄帝和炎帝把中原及周边地区的众多氏族先民们联合在一起，团结在一起，统一在一起。

    黄帝是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人称轩辕黄帝。黄帝既是部落的首领，又是部落的称谓，统领黄帝部落的黄帝有好几代。黄帝部落是当时最强大的部落之一。

　　黄帝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融合的贡献比炎帝更伟大。在“三皇”特别是炎帝所作贡献的基础上，黄帝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在更高的起点上、更广泛的领域里、更深的层次中加以推进。在这些前所未有的伟大贡献中，可以折射出黄帝这位中华民族创世英雄、人文始祖如下的崇高精神：

    一是创造精神。黄帝所处的年代是新石器时期的晚期，也即原始社会的末期，人类需要生存和发展，很多事情都要从零开始，这就需要发明创造。黄帝和这个时期的先民们做了许多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做过的事情。如让人穿上衣服。《周易·系辞下》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发明了衣裳后，接着又发明了帽、鞋，中国人从此有了保暖体面的穿戴。如让人蒸煮食物。《古史考》说：“黄帝始蒸谷为饭，烹谷为粥。”黄帝发明了生粮熟吃。如让人住进屋宇。《周易·系辞下》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又如让人在河中坐船。《周易·系辞下》说：黄帝“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史记》中还记载“黄帝作宝鼎三”，“见百物，始穿井”。《拾遗记·卷一》也记载：黄帝“始造书契”，书契即文字。说明黄帝发明了铸鼎、打井和文字。

    二是奋斗精神。黄帝时期，人类处在蛮荒处境中，生产力低下，自然环境恶劣，生存条件缺乏。在这样的境况下，黄帝和我们的先人们为了生存下来，发展下去，通过顽强的奋斗来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类。

　　三是兴业精神。《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白虎通义》云：“黄帝作宫室，以避寒暑。”传说黄帝与嫘祖发明并教会人们植桑、养蚕、缫丝、制衣，《通鉴外纪》说：“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帝之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黄帝又名轩辕，轩指车上的横木，辕是驾车的直木，轩辕即当时的兽拉车，有史书记载，黄帝为解决出行的问题创造了车船。

　　四是惠民精神。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黄帝时期，在人类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进发的那一段岁月里，黄帝有大量有利于人们生存、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作为，无论是播五谷、种草木、修宫宇、制衣裳、造车船，还是作历法、建文字、推算术、创音律、定嫁娶，都是惠民生、利社会的可圈可点、可歌可颂的好事、实事、大事，功德无量、流芳百世。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用“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这四句话十二个字，高度赞扬了黄帝的惠民精神和伟大功绩。

　　五是崇德精神。黄帝是远古时期深受先民们信赖和爱戴的部落首领，他为人宽厚仁慈，为政德刑相辅，十分重视道德的力量。传说黄帝部落两山之间有一条河，有一天，一老汉涉水而过，被河水冲走。正在岸边的黄帝和他的大臣们急忙上前去救，但由于水流湍急，老人没能救上来。黄帝十分痛心，心想要是人们不从河水中走，就不会发生老人被水冲走的事了。正在这时，发现不远处有一棵大树倒在河面上，一只松鼠在树上来回奔跑。聪明的黄帝立马想到，如果多砍几棵树架在河上，人们从绑在一起的树上行走，不就可以不下水就走过河去了吗？于是就叫大臣们组织人做这件事，从此两岸的人们就不必涉水过河了。这用几棵大树架起来的路，就成为如今的“桥”了。黄帝的仁爱心境给百姓带来了福祉。

    六是尚和精神。《黄帝巾几铭》说，黄帝深知“予居民上，摇摇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栗栗，日慎一日”。因此，他始终把民情民利放在心上，努力为民谋利，建立和谐的君民关系。据《商君书·画策》说，黄帝通过制定“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让人民各明其分，各安其位，各行其是，建立起和顺的家庭和社会关系。黄帝不仅在本部落内行仁义、重德治、和人心，而且其行仁义、重德治、和人心之举，也影响了周边部落。《尸事》说：“四夷之民，有贯胸者，有深目者，有长肱者，黄帝之德尝致之。”随着亲和政策的实施，黄帝逐步统一中原。最终，各部落之间关系和睦，古老中国大地出现和平稳定的局面。

　　七是重文精神。在推进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中，黄帝不仅重视经济发展，而且重视文化开发。这在五千年前的远古时期是难能可贵的。他创造了文字，创制了音律，创作了图画，使文化最基本的工具和载体建立起来了。更重要的是，他在实践中创建了不少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道德文化，成为中国儒家、道家、法家学说的根源。“仁”与“礼”是儒家学说的核心。黄帝为人处事从政，以仁为本，以礼为制，在这方面历史上有很多记载和传说。《韩诗外传》说：“黄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内和平。”“无为”是道家学说的核心。“无为”的本意是顺其自然，要求人们做一切事情都要顺应事物发展的规律。《黄帝内经》中的一些思想与道家鼻祖老子的思想十分接近，历史上称之为“黄老之学”。《庄子·知北游》说：“黄帝曰：‘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庄子用黄帝的言论来宣传道家的思想。可见，黄帝重视文化、重视思想道德建设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发展的重要因素。

　　八是勤俭精神。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用这两句话概括黄帝勤劳节俭的精神：“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之物。”我想黄帝“劳勤心力耳目”，主要表现在尽心尽力治国理政上；而“节用水火之物”，则是讲黄帝十分珍惜水火之类物资。传说山区百姓用水困难，黄帝巡察发现下大雨时水都流走了，于是要大臣伯益想办法把雨水留住，以供干旱时使用，就这样伯益带领山区的百姓发明了水窖。

　　九是科学精神。黄帝主张人要尊重规律，不要违反规律。《黄帝内经·经法》记载说，黄帝认为“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理也”。他认为，自然界的事物都呈现“极而反，盛而衰”的现象，这是“天地之道”，是天地之规律，同时也是“人之理也”，是人要遵守的道理。《黄帝内经·十六经》说，黄帝认为“吾受命于天，定位于地，成名于人”，并强调“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毋逆天道，则不失所守”。黄帝这些要尊重天地规律，主张“天人合一”“天人和合”的言行，反映我国先民在远古时期就有了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十是法治精神。《黄帝内经·经法》中说，黄帝认为“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又说“刑名已立，声号已建，则无所逃迹匿正矣”。也就是说，黄帝认为，法是由天地之道而产生的，法就是准绳，是用来判断是非、行为曲直对错的。刑法已立，并已向社会公布，任何人都不能逃离法治。黄帝并“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使天下太平，部落和睦，中原统一，民族团结。

    “炎黄”是“炎帝”和“黄帝”的合称，是中华民族最有代表性的两位人文始祖。炎帝是“三皇”的代表，黄帝是“五帝”的代表。“三皇五帝”时代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史前中华文明初创时期一个漫长的历史时代，中国的野蛮时代在这个时候结束，中华文明在这个时候开始起步，炎黄二帝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也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自称“炎黄子孙”的原因，学界也因此把炎黄时代看作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起点。早在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著述《史记》时，把“五帝本纪”作为《史记》的开篇，把黄帝作为“五帝之首”来记述，意味着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应从黄帝开始起程，因为是黄帝在炎帝的基础上真正揭开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序幕。到了唐朝，史学家认为这段历史应该写得更完整，又撰写了《史记·三皇补记》，补记了三皇特别是炎帝的历史，把三皇特别是炎帝对中华远古历史发展作出的贡献记述下来，充实了《史记》的内容，也确立了炎帝在中华文明初创中的地位和作用。

　　炎黄文化，是对炎帝和黄帝文化的总称，涵盖了炎帝文化和黄帝文化的全部精神和丰富内容。炎黄文化是中国远古思想文化的集中代表，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反映，是进步思想意识的表现，是远古时期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显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和源头，内涵丰富、根基深厚、特色鲜明、影响深远，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开创和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融合，有力地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和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需要我们永远传承和不断弘扬。

　　综合分析炎帝文化和黄帝文化的精神实质，我们不难确定炎黄文化所蕴含的思想精髓和文化精华，即善创造、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倡勤俭、行法治、图进取、尚和合、求大同。炎黄文化具有的这十个方面的主要思想内容，并不是如今我们认识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精神那样系统、那样完善、那样周全、那样深刻，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社会发展程度的局限，准确地说，炎黄文化只是具备了这十个方面的一些思想文化元素，是中华民族远古时期出现的萌芽状态、初创时期的思想文化。就是这样，炎黄文化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可贵的文化创造，不愧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祖根文化、源头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