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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学者如何读《史记》

(2018-07-02 19:52:01)
分类: 散文随笔

《史记》本身既是文学,又是历史,读一种书而同时有两方面的收获,这不正是一种事半功倍的美差么,我们缘何不抓紧它?更何况司马迁的思想卓越,《史记》的内容丰富,我们读《史记》不仅能掌握《史记》一书,还能进而掌握一种阅读历史的方法,培养一种阅读历史的兴趣,从而达到举一反三。

读《史记》不能只读故事,应首先注意历史

作为一个初学者读《史记》,开始喜欢读一些文字相对浅显,故事情节生动,而又人物事件比较重要的篇章,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大家可以先读司马迁所写的“近代史”与“现当代史”,也就是从春秋战国之交的篇章读起,即“列传”的全部,“本纪”中的《秦本纪》以下,“世家”中的《赵世家》以下。这是司马迁《史记》所要写的主体部分,而其中秦末以下的“现当代”部分尤为精彩、尤为重要,是最充分地体现司马迁独创性之所在。

第二步回过来再读司马迁所写的“古代史”部分,即关于“五帝”与夏、殷、周的四篇“本纪”和有关吴、齐、鲁、晋、楚、越、郑等的十二篇“世家”。这部分是司马迁根据旧有史料整理而成的,有重要历史价值,但一般都是粗陈梗概,文学性、趣味性相对较差,只有少数篇章中的某些段落比较精彩。

在通读《史记》某一阶段的“本纪”“世家”“列传”后,可以参看相应的“表”,如读战国部分可参看《六国年表》;读楚汉战争部分可以参看《秦楚之际月表》;读春秋部分可以参看《十二诸侯年表》等,使之作为复习和检索之用。《史记》中的“八书”已经残缺不全,《礼书》《乐书》《律书》三篇的序文大概还是司马迁的原作,是研究司马迁的思想所不能忽视的;《历书》与《天官书》的学问过于专门,不研究天文学的读者可以暂且不看;《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都比较好读,前一篇较多地记录了秦始皇、汉武帝的荒唐迷信;后两篇写水利、写经济,都关涉国计民生,三篇都是研究司马迁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的重要篇章。

读《史记》不注意历史,我认为是绝对不应该的。所谓“思想性”“文学性”“艺术性”,都是通过表现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体现出来的,因此要想探求《史记》的思想性、文学性,首先应该先理清历史头绪,弄清历史原委,这一点即使是文学系、艺术系的学生也不能马虎。搞社会科学必须明白历史,因为它是一切文学、艺术所发生、发展的社会背景。而《史记》本身既是文学又是历史,读一种书而同时有两方面的收获,这不正是一种事半功倍的美差么,我们缘何不抓紧它?更何况司马迁的思想卓越,《史记》的内容丰富,我们读《史记》不仅能掌握《史记》一书,还能进而掌握一种阅读历史的方法,培养一种阅读历史的兴趣,从而达到举一反三。

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史记》固然有其“实录”,有其“绝唱”的一面,但其中混乱不清的地方也的确很多。班固当年就曾说它“甚多疏略,或多抵牾”;随着近年来考古的发掘与学者们的研究,《史记》中错误之处越来越清楚了。如苏秦生活的时代晚于张仪,其游说六国的辞令大都为其门下后人所编撰;又如春申君与吕不韦的问题,其基本事实也大抵出于后人之伪造,而为司马迁所误取;又如战国时代魏国、齐国诸侯的世系错误极大等等,对此我们都应该了解,我们今后再讲到苏秦、吕不韦这些历史人物的时候就不能再简单地按照司马迁那样的说法。至于司马迁由于其自身的特殊经历,从而造成了对某些历史人物评价的偏颇,如卫青、霍去病、张骞等,我们也应该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客观地予以说明。

《史记》中的文学描写,只能当作文学读,不能当信史看

《史记》中有一部分作品做到了历

史真实与文学完美的巧妙结合,既能让读者把握该历史人物的基本史实,又能从文学角度将此人物写得活灵活现,其最成功的范例是《高祖本纪》和《项羽本纪》中对刘邦、项羽的描写。其他如《伍子胥列传》之写伍子胥、《淮阴侯列传》之写韩信、《留侯世家》之写张良等一大批作品,也都写得很好。

这些作品的文学加工主要是在一些细节、一些局部上,这种局部、细节的艺术想象、艺术夸张不仅没有冲击历史的真实性,相反地倒是使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本质得到了更集中、更突出的表现。如《项羽本纪》写垓下之围,项羽对虞姬悲慨作歌,历代都对项羽的歌极为赞赏,而清代周亮工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这“笔补造化,代为传神”八个字说得妙极了,我觉得这样读《史记》才算是读出点味来。对此,我们不必学究气地去追问:“这样可能吗?”“谁听见的?”“谁告诉司马迁的?”我们只问:“这样写好不好?”“这样写对突出项羽的悲剧性格有没有好处?”只要有,那就行了,那就是司马迁艺术的成功。其实大家对此是没有争议的,这不就结了。

但《史记》中也有少量作品的人物微茫恍忽,实属莫须有。如《伯夷列传》中的伯夷、叔齐,其材料出自《庄子》,而且就是在《庄子》书里也说法不一,梁玉绳《史记志疑》对此做了极其有力的考辨。而司马迁却仍然为之立传,其目的无非就是用以作为表明司马氏观点的一种传声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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