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二冬在终南山的隐居生活已过去了六个年头。当然，在信息奔涌的互联网时代，所谓“隐居”的生活状态，已经不可能是传统的离群索居，甚至与世隔绝。事实上，从他的自媒体到之前的第一本书《借山而居》，二冬和陪伴他的鸡、狗、草木和小院已经成了知名网红。然而，他笔下的山野起居，绝不是刻意地模仿古人，抵抗现代技术。他用手机、骑摩托，与村庄里的邻居自在接触。
　　也许正是这份自然与洒脱，让二冬区别于终南山中其他的“五千隐士”，从这本《鹅鹅鹅》的散漫篇章中，看似对农人和动物的调侃抱怨，背后却充盈着对生命本身的热爱。不避讳偏僻和粗陋，不矫饰繁花和山景，其文字所渗透出来的安宁平和，自然成为忙碌于都市之中的读者难得的慰藉。
　　隐居一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由来已久，《辞海》中对隐士的释义为“隐居不仕之人”。从拒绝尧帝，颍水洗耳的许由，《封神演义》中等鱼上钩的姜太公，“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逃避世事、肆意挥洒的“竹林七贤”，到“三顾茅庐”的孔明先生，“梅妻鹤子”的宋人林逋，他们远离尘嚣、自得其乐，以放弃世俗追求，寻找心灵自在的姿态凸显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风骨。
　　传统的大众舆论通常对隐士生活持认同的态度，只要这份归隐的意愿生发于自我，也的确能够换来心灵的自在平和。在纷繁杂乱的世俗生活中，人类个体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屈就于各种无奈和压力，若能舍弃物质欲望，探寻精神上的境界，其独立逍遥的姿态，定能打动无数还做不到放弃的平凡大众。读者和网友们对二冬的推崇，留言中对其生活的羡慕，以及丽江、大理和高原等地的流行，均可追溯于类似情愫上。
　　正如书中所引唐寅《言志》一诗：“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二冬的生活也十分契合这份率真的佛性。他绝不执着于复古、衣装等外在的形式，也坦言山野生活中蚊虫蛇鼠和风霜雨雪带来的痛苦，但是却仍然乐在其中，记录下细致观察到的日月变幻和万物生长。
　　当然，隐居也绝非东方所独有，西方文学中早有自然散文一派。从吉尔伯特·怀特　《赛尔伯恩博物志》、普里什文《林中水滴》，到戴维·梭罗散文集《瓦尔登湖》，他们从亲身践行贴近山野的独居生活，到仔细观察自然万物的循环生长，其生存状态和写作风格已是一脉相承。
　　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则为此提供了哲学层面的阐释。他以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一句“人，诗意地栖居”作为著作的开篇和思想内核。他通过《存在与时间》《真理的本质》等作品，阐释了对生存和隐居的哲学思想。在他看来，个体就是世界的存在，而地球上的生灵，只有人类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存在，以及死亡的不可避免。由此带来了生存本身的痛苦和恐怖。然而，却也正是这份对死亡和终结的清醒认识，方能实现对生存的理性把握，也便是“向死而生”。实现了内心的超脱，采取的实际行动，便是对生活做减法，也就是逃离大量人为设置的障碍和诱惑，实现生存状态的自在随心，完成在这个世界上充满诗意的短暂栖居。
　　当代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则对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进行了推演。他提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前者力争治理自身，参与控制自己生活过程的欲望，后者则寻求不被干涉，不受强制的最大限度，即不让别人妨碍自己选择为要旨的自由。隐居生活显然应该属于后者，在伯林的思想中，这样的选择并非仅仅是个人的生活态度，它决定了外部世界的社会发展、经济运转甚至国家制度，以至于应该作为与“自由”相关的两大概念，而被不断地讨论和关注。
　　从理论回归现实，作为读者，我们被二冬的自在生活所打动，感动于他对自然的敬畏，对万物生灵的尊重，对生存细节的深入体验。他的心境、才华和对美的理解也值得人们理解。而在体悟到花开花落、鸡鸣犬吠、静谧谐和的同时，也应确认更多人选择积极面对现实，努力追求的生活，毕竟，这同样是在践行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而以赛亚·伯林早在理论中总结，无论是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做出选择并持续下去，都需要同样的坚韧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