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散文创作呈现出万千气象，散文类型丰富、多样，但关于散文的界定比较模糊，有人坚守“艺术散文”的界线，有人提倡“大散文”的包容。

   近年来，关于散文的界定有很多争议。古代除了诗和骈文，一切文章都可视为散文，后来小说、报告文学等从散文中分离出去，散文成为相对独立的文体。散文的界定走过了从宽到窄、又从窄到宽的历程。

　　散文的界定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中国古代的文章，那是大散文概念，是指除了韵文皆可称谓的散文。二是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散文，是纯化的散文概念，是与诗歌、小说、戏剧相并列的一个文学体式。后来，有人提出“美文”，以后又有人提出“艺术散文”，是将西方意义的现代散文进一步窄化，赋予了其更多的文学性、艺术性和审美内容。贾平凹等人提出“大散文”，余秋雨创新“大文化散文”，是希望散文摆脱“美文”“艺术散文”之“小”，注入更丰富的文化内涵，但又与中国古代的“文章”之“大散文”概念有别，它远无其文体之博杂和丰富。总之，散文文体的界定在当下之所以较为混乱，歧义颇多，主要是因为对古今中外“散文”概念的认识不足。我赞成林非先生对散文的界定：它既是广义的，可容纳更多的文化与文体，避免过于窄化的误区；又是狭义的，可强化其文学性、艺术性和审美性。我要补充的是：其一，跨文体写作时不能越界，要保持散文的体性不受异化；其二，广义散文与狭义散文既有其边界，又有互相借鉴和融通的必要。因为只有这样，散文文体才不至于简单地用古代文章来规范现代散文，也不会用美文去要求“大散文”甚至“大文化散文”。

　　从宽泛意义上讲，小说、诗和剧作一定程度都属于戴着镣铐的写作。理论、批评和已有写作均为后来的写作者框定了某种规定性的美学范畴。我们可以将小说、诗歌、剧作的写作命名为“他律”的写作。而散文则不同，散文的边界最少这种约定俗成的规定性。虽然，在我们的散文写作传统中有人曾试图对散文写作进行相对严格的规范。像20世纪30年代的“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五六十年代的“形散神不散”，不管是参考性范畴，还是强制性范畴，都只是被部分人认同、接受。时过境迁，这样的“他律”往往失去其约束力。这和小说、诗、剧作相对稳定的规定性殊异。因此，散文文体的开放和民主无疑给散文写作者带来了极大的自由度，但同时也带来了命名和边界厘定的困难。从道理上说，恰如胡梦华所言，散文是“个人的，一切都是从个人的主观发出来。所以它的特质又是不规则的、非正式的。”但这并不意味散文的写作是无序的。相反，我以为这反而揭示了散文文体秩序构建的必要、难度和个性，只不过散文写作将散文的命名和边界的厘定下放到每一个具体的写作者。对于不同的写作者，每一次写作均面临秩序的重建。因此，优秀的散文写作者无疑是文体的试验者，他们把秩序的建立放在写作实践中，在每一次写作行动中抵近散文的边界。而一旦法度确立，他将再次面临对既定法度的超越以及超越之后的重建。散文的魅力或许就在于这样的法度和自由的互动、位移以及法度的构建、拆除的冒险中。从这个角度上，考察散文文体的规定性，我们是否可以说散文的写作是一种“自律”的写作，其美学范畴是法度和自由之间的动态的、弹性的且依靠个人调控的相对空间。由此散文的写作开始分化，既可以放弃“自律”进人消费性的制作，同样可以保持一种清醒、警惕的自律，创造并坚守散文的动态的、弹性的美学规范。

　　散文是在人类的思维能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借助于文字符号系统的产生，为保存自身生活进程中的典型事件或典型场景记忆而出现的一种文体。

　　在文学家族中，最早出现的文体是诗歌，对客观世界有基本的“感兴”就有诗歌。散文的创作，既需要包括“感兴”在内的形象思维能力，更需要反复审视、不断体味客观世界的逻辑思维能力。因此，对文字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的要求，成为散文这种文体的艺术功能和审美取向的原初基因。

　　担心散文的路子越走越窄，散文写作境界越来越小，贾平凹曾提出大散文的概念，一方面鼓呼散文境界要大，另一方面鼓呼拓开散文题材的路子。

      贾平凹“大散文”的提出是有特定的时代背景的。“大散文”相对应的首先是传统的“形散神聚”的散文观，以“大散文”来进行精神的松绑，解放散文文体，而且“大散文”也针对从上个世纪说到现在的“小女人散文”“小文人散文”的各种装嗲、装嫩、装酷。王安忆在《情感的生命》中谈到情感的重量和体积，“大散文”应该是“情感的重量和体积”。

　　贾平凹提出“大散文”，是针对散文越走越窄，尤其是杨朔式散文成为一种难以逾越的模式时，其价值意义得以彰显。但要避免对于“大散文”的误解：一是大散文不等于中国古代的“文章”，它的文体特征仍是现代散文。二是大散文不一定要将篇幅变成长文，短小篇幅的散文同样可成为大散文，难道说《秋声赋》和《岳阳楼记》不是大散文？因此，在我的理解，“大散文”主要不是指篇幅长，而是指文化含量、精神高度和天地境界。

　　与小说、诗歌、戏剧文体相比，散文并不以技术见长。当然这样说并不否认散文可以像鲁迅的《野草》那样曲折隐晦，也不否认散文在技术上的升级进步。散文是一种相对裸露的、说思想说情感的文类，它藏掖不住的是写作者的腔调和气息。它的精神疆域的进退联系着的是社会的宽容还是压抑，开放还是专制，更是写作者境界的局促还是自由、鄙俗还是高逸。因此，一定意义上，散文的高度是写作者个人的高度，是一个时代精神的高度。

　　当今散文界缺少什么？比较公平地来讲，当代散文创作总体上实际上已经大大超越了20世纪前半期的水平。当今散文最普遍的不足，在于题材选择和表现风格上缺乏思想深度，缺乏历史的空间感与文化的厚重感。散文作家们需要有意识地提高自身的哲学思辨的逻辑思维能力，强化历史文化知识的积累，同时磨炼运用汉语言的精确表达、丰富表达的水平。

　　当前散文最缺乏的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过于沉溺于历史，与政治和时代疏离。二是世俗化和功利化倾向，从而影响散文的品位和境界。三是受到“人的文学”观的深刻影响，忽略了对于万事万物的关注，更缺乏天地情怀和天地大道。四是碎片化写作成风，以至于形成散文文体的支离破碎。

      未来散文要注重以下方面：第一，散文要关注时代尤其是社会重大转型变迁，成为时代和政治的敏锐的发音器；第二，散文必须辩证理解“人道”与“天道”、“人”与“物”的辩证关系，从而突破“人的文学”的局限；第三，散文需要突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形散、神不散”观念，进入“形神凝聚、心散”的境地，即是说，散文之“散”并不落在“形”和“神”上，而应该表现在“心”上，是心灵的自由、自然、超然、放逸上。

　　散文要继承传统的什么？散文要从传统中承继天地之道，特别要注意中国古人对于自然，包括一草一木的热爱之情。不了解物性和天地大道，散文家就写不好“人”，也不可能获得谦卑、包容、悲悯、旷达和深情。我们的散文还要向西方学习科学精神、现代意识以及知识谱系，从而使散文增强理性的光芒。当然，散文还应该在中西、传统与现代、古今之间形成新的融通、对话和再造，这样方有希望创造出立足于中国、放眼于世界的天地至文。

　　唐宋以降，散文的文体虽然没有固定的边界，存在一些创作弹性，但相对的文体规范是存在的。不论是以“唐宋八大家”的文学理论来衡量，还是用雅典时期杰出的散文家希罗多德的作品来参照，今天充斥于报刊媒体的所谓“原生态”的、未经主体审美过滤与艺术加工的快餐性文字，是不能够被称之为“散文”的。散文功能的议论、记叙、抒情三者共兼，决定了文本的思想性、叙事性、审美性三者必兼，缺一而不能成为优秀散文。这也是散文这种文体的形式底线，再开放再演化，也不能将这个底线无限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