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大学问家们读书和做学问，都是从细处开始的，胡适就是这样。

    做学问时称“搞研究”，当然就得大量地阅读，所谓学问，一半是你读了多少书。那么怎样读书，读什么样的书，就是一个问题。胡适认为，读什么样的书，是个人嗜好，无须研究，但读书的功用和方法，倒是值得一提。所谓读书的功用，恐怕只是为了求知识，由此而派生的当官出仕，已经太古老。但方法确实很重要，胡适以为有两个要素：“第一要精，第二要博。”走马观花、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等等描写天才的词句，恐怕只是一些溢美之词，因为若将书读精，需要如下条件：要借助字典、词典、参考书；要做文法上的分析；要比较参考，融会贯通。要把这些功课做好，自然还需写读书札记、抄备忘录、作提要或节要等，所以一目十行不算是读书，大概读完就忘完了。

    胡适说：“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一书。多读书，而后可以专读一书。”这就是融会贯通。若读书时添加参考的材料，读书时就会“容易得到‘暗示’；遇着疑难时……就不至于呆读死书了。”这种阅读就是“致其知而后读”。另一方面，读书其实是“为做人计”。他说：“理想中的学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精深的方面，是他的专门学问。博大的方面，是他的旁观博览。博大要几乎无所不知，精深要几乎唯他独尊，无人能及。”因此他提出：“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

    关于治学，也就是做学问，胡适有两句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两句话，胡适无论在哪里讲学，都是挂在嘴边的，他说这是他一生经验的总结。大胆假设源于对先贤的存疑：事情为什么这样呢？要解决这个为什么（困难），我们就要提出假定的解决方案，这就是假设。但是，“单是假设是不够的，因为假设可以有许多。”所以，关键在于“小心的求证”。他提出：“在真正求证之先，假设一定要仔细选择。这许多假设，就是假设的解决方法，看哪一个假设的解决方法是比较近情理一点，比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那个开始发生的困难问题。”

    这样，做学问时，我们的“思想和研究”都必须注意证据，要切实做到“方法的自觉”。“方法的自觉，就是方法的批评；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检讨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纠正自己的错误。”于当今学界而言，做到这一点的学者实属凤毛麟角，这或者是当今难以产生大学问家的关键因素：谁会反省批评自己建立的一套“理论体系”呢？

    胡适以为，做学问的人，要时常自问这些问题：提出的证人及其资格、证物、出处是否可靠？他们能证明本案的哪一点？要像打官司那样，经得起对方律师的反驳。方法自觉唯一的途径“就是关起门来做考据的时候，就要如临师傅、如临父母”。“还要随时假定对方有一个律师在那里，随时要驳斥或者推翻我们的证据。”做到这一点，就会“养成做学问的良好习惯”，同时，也是做人的良好习惯。

    胡适推崇宋人“勤、谨、和、缓”的“为官之道”，以为此道可以适用于做学问。因为勤，就是不偷懒；谨则是不苟且、不潦草、不拆滥污，是“小心求证”的“小心”二字；和即是虚心，不武断，不固执成见，不动火气；缓就是不着急，不轻易发表，不轻易下结论。

    做学问的人，被培根比喻为三种动物：蜘蛛，自己吐丝织网；蚂蚁，从外面搬些材料来垒窝过冬；蜜蜂，到很远的地方采集百花的精华酿成蜜。胡适赞许蜜蜂式的学问家，因为吐丝自己织网和搬材料垒窝过冬，都与外界无干，而蜜蜂的蜜是大家都喜欢品尝的美味。

    在材料运用方面，胡适特别强调“傅孟真法”：凡是能直接研究材料的就进步；凡是不能直接研究材料，只能间接研究材料的，或者是研究前人所研究的材料、或只能研究前人所创造的材料系统的便退步。凡一种学问能够扩充或扩张他的研究材料的便进步；凡不能扩张他的材料的便退步。凡一种学问能够扩充他作为研究时所运用的工具便进步；凡不能扩充他研究时所运用的工具的便退步。

    胡适说：“做纸上的考证学，也得要跳过纸上的材料——老的材料，去找新的材料，才可能创造出有价值的成绩。”“天下文章一大抄”，是当下做学问的顽疾，其原因就在于，学术界的懒人太多，研究的问题很少有新材料的依据，只是一些无聊的重复与叠加，表面上看琳琅满目，却充斥着众多的伪劣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