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长期以来形成的能影响家庭成员精神、品德及行为的传统风尚，世代相传，绵延不绝，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灵魂的延续。

家风，是农耕文化的产物，源于古代乡土亲缘社会。从那时起，家族成为构成社会的细胞，家风不仅是一些具体的条文规定，更成为家族的精神“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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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随家族产生逐渐形成

家风家训的雏形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氏族大家庭。氏族的族长负责氏族家庭成员的生产和生活知识与技能的传授，并通过对家庭成员进行传统习俗的训练来巩固家长的统治。宗族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氏族的遗风，在这一时期，个体家庭开始出现，但它们没有从宗族系统中游离出来，而是依附和隶属于宗族。宗族作为血缘共同体，不但有共同的宗庙、宗邑、墓地，而且有共同的财产。

《礼记·祭统》中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尊祖祭祀活动能够强化同宗族成员之间的血缘伦理关系，以便形成同姓同德、同德同心、同心同志的社会群体心理和观念，维护宗族制，共同保卫宗族的整体利益。这一时期尽管存在个体家庭，但这些个体家庭的家长对家庭成员的教育，是与整个宗族家长实施的教育一致的，一个宗族的家风家训是统一的。

这一时期和家风培育有关的名人当属伊尹。《墨子·尚贤》说：“伊尹为有莘氏女师仆。”伊尹是我国古代第一个见之于甲骨文记载的教师，他当了商汤的老师，同时兼任汤王子弟的师保，也就是王家的家庭教师。伊尹认为人的性格、品质是在日常生活行为习惯中培养形成的，所以他十分强调“慎终于始”，也就是说教育要及早进行，并且要有始终如一的持续性，一刻也不能放松。他把王家子弟的家教故事看作是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惟天无亲，克敬惟亲。”也就是说，只有自己克敬、克明、克诚，才能取得臣民的忠顺和亲近。

百姓家庭孝道之教最重要

“孝”在中国传统家风中认知度很高，远在周朝时即十分重视社会教化，周公倡导庶民之家进行“彝教”。所谓“彝教”，就是对平民进行道德规范教育。周公认为平民的家庭教育主要是“明人伦”，其中孝道之教最重要。这对后世的平民家庭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加之儒教的传播，“孝”渐渐成为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美德。

儒教提出“严父慈母”的家风原则。孔子说：“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家庭的孝悌教育不仅关系到个体家庭的和睦和巩固，最重要的是有利于社会和国家的安定。孔子强调孝悌之教，重在伦理情感的培养。所以孔子说孝敬父母在于“色难”，和颜悦色，礼貌恭敬，表里如一，才是真正的孝顺之道。

《论语》记载了孔子关于教导学生凡疑难不决之事要请教父母的言论。孔子认为，父母的经验足以指导子辈的行为，父母应当替子女的行为结果负责。父母应当以身作则，当好子女的表率。如果其身不正，就必然把孩子带坏。

书香家庭鼓励子弟多读书

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传统精神，家训也多鼓励子弟读书，然后“学而优则仕”。

《颜氏家训》是公元6世纪后期我国诞生的一部有关士大夫家庭的家教经典。《颜氏家训》告诫子弟，动乱年代更要学艺读书。

《颜氏家训·教子》提出早期教育的主张，认为儿童的早期教育应在婴幼儿时及早开始，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如果等孩子的性格已经形成，再施教就困难多了。要求仕宦之家不要溺爱孩子，也不要用粗暴的手段来管制他们，这样的结果是父母丧失威信，也无教育效果。父母应当“威严而有慈”，这样子女畏而生孝。长辈要做子女的示范，一切脏秽之词和粗暴无礼之言禁绝不讲。

历代名臣，几乎没有不注重家风家训的。范仲淹的家教可以说是很有代表性。范仲淹自登上仕途以后，不仅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为宋王朝尽心尽职，而且以此作为家教铭训，教育子孙。范仲淹长子纯祐，10岁时即读诸子百家书。为了帮助教育家胡瑗在苏州办地方官学，范仲淹把纯祐送到州学，让他来作州学生尊师勤学表率，使苏州贵族子弟尽改不尊师教的恶习。

范仲淹的儿子纯祐、纯仁、纯礼、纯粹都因受到良好家教而德才兼备，为众官僚所称道和效仿。范仲淹以廉洁勤俭、大公无私的品德造就仕宦家风，其影响是深远的，后来司马光等人就曾以《家范》训诫子弟，很多内容是效仿范仲淹家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