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儒家的思想，语出《论语·子路》，意思是：君子之间交流和交往，一切恰到好处，却不盲目附庸；小人总是盲目附和，不肯表达自己的意见。

    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因为没有乖戾之心，所以能君子之间能和谐，协调。相反因为有阿比这意，所以人云亦云，阿谀附和。

    “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这是何晏《论语集解》对此话的解释。自古至今，人与人处世交往，君子与小人之分也就如此。君子内心所见略同，但在其外表现未必都一样，比如都为国为民为天下而谋，有些人出仕做官，谋云智酬；有些人则教书育人，倾心为后，这种“不同”可以致“和”；小人虽然嗜好相同，但因为各争私利，必然互起冲突，这种“同”反而导致了“不和”。

    人与人之间该如何相处，如何来看待不同的观点，是人们所探讨而辩之的话题。诸如世间万物都有他自身的发展规律，而人和人的想法也不会完全一样。正是这些不同的事物或想法相互碰撞，相互切磋，从而才能迸发出新的灵感，新的智慧，在多元化的社会中以求“和”而不失独特标新的见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才会不断地向前迈进，向前发展……

    大智者共事，常常能够求大同，存小异。做君子是要有胸怀，又要有坚持原则精神的。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大家各自摆明自己的观点，经过讨论或争论之后，总能够达成一致，较少固执己见。他们很会取人长，补己短。这样的人进步是很快的，也容易与人相处。

    庸者聚合，心怀所图，互为己利为目的，故而在感情和义气上会很快的融合，以求各自所得。因此庸者而聚，大忌惟恐是伤和气，会因各自心怀不轨而彼此猜疑，而众叛亲离，会因己利、小事加以争执，心不团而不结。庸者一般来说都会自以为是，为功而傲；目中无人，似天下之人都在他们之下，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看不到别人的长处和自己的短处。困难面前或是一走了之，或是推而卸之，利益当前各自为政，不善于因势化解，曲折解决。故庸者聚，基本上是趣味和义气相投而不能长久，是难以达到君子和而不同之境界。

    在社会发展的追求中，智者总是追求和谐，为此而包容差异，在丰富多彩中达成和谐；庸者总是强求一致，因容不得差异而往往造成矛盾冲突。君子共事，以坚持原则为本，而坚持原则与沟通是一对矛盾体，怎样把原则与沟通二者的辨证，和谐地统一起来，就需要有宽阔胸怀需要懂得何为是非。君子精神的人是根本做不到，也做不好的。所以君子在一起，虽然意见和观点经常不同，但总是能够通过沟通与斗争达成共识，能够长久地相处。

    悟事而争论，必有不同的思想、文化的对立而生。反对者，必反对与之对立方的一切言论。支持者，必支持与之相许的一切言论。终至，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支持而支持，全然丢了争论的本义。于是，于不合者，言辞激烈者有之、明贬暗讽者有之；于同气者，赞而有之，吹捧者有之；而于双方，终究有些什么？

    在中国“和而不同”的思想起源很早。自周代起就有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等概念，世界万物，丰富多彩，不同生和，和孕着不同。这才是和与不同的辩证关系。张载对相争与相和也曾有过，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的说法。因此和谐与和解是世界前进中同生、同存、同发展的一大趋势。《中庸》中所讲，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人的民族性是外圆内方，宽以待人，保留自己的个性，容许他人的不同。历史留给中国人的是“和而不同”的哲学思维，历史也证明了它生命力的长久。

    论语中有“君子群而不党”、“周而不比”等皆出于上面一个意思，强调的是，只有在保持个体的独立和特殊性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人际间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