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是个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历代很多名人、学者对商鞅都进行过评价，褒贬不一，争论较多。有观点认为，商鞅是一名敢于触动旧势力，敢于改革的英雄，是伟大的政治家；还有观点认为，商鞅严刑酷法招致贵族以及百姓的普遍怨恨，甚至加速了秦国的灭亡；也有观点认为，秦国转弱为强非因商鞅变法，实是墨者功劳，否定了商鞅变法的价值。究竟该怎样评价商鞅及商鞅变法的价值，如何分析商鞅功成身灭的复杂原因呢？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的情况，比《资治通鉴》多了一些细节。秦孝公死后，惠王即位，曾经被商鞅割掉鼻子的公子虔举报商鞅谋反。惠王发出逮捕令，商鞅携带家人逃亡至关下，欲匿名投宿客舍。客舍前台的工作人员以无证件为由，拒绝为他办理入住，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店客若无证件住宿，客舍犯连坐之罪）。”商鞅长叹一声道：“嗟乎，为法之敝，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后来商鞅走投无路，复入秦，被秦兵攻杀，车裂以殉，秦惠王“遂灭商君之家”。

    秦孝公死后，商鞅为何处境危若朝露

    在商鞅罹难之前的五个月，有个叫赵良的人来看望他。两人曾有一番关于商鞅功绩评价的对话。商鞅自认为有大功于秦国，功劳和待遇都应该超过秦之贤相百里奚：当初，秦国习俗，同于戎翟，父子无别，男女老少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化，而为其制男女之别，大筑宫廷城阙，把秦国营建得壮观如鲁、魏这样的文明国家。“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羖大夫贤？”

    赵良说：请允许我直言。你与“五羖大夫”百里奚根本不能比！出身和觐见君王的门路不能比，功劳不能比，得到百姓的拥戴更不能比。百里奚是楚国乡下人，穿着粗布短衣给人家喂牛，秦穆公选拔于牛口之下，加位于万人之上，秦国人人拥戴。为秦相六七年，百里奚不仅在国外建功立业，而且在国内施行德化。五羖大夫出任秦相，劳不乘车，暑不张盖，足迹遍国中，无需警车随从，无需武装防卫，功垂史册，德泽后昆。五羖大夫死时，秦国男女老少无不举哀怀念。

    您商君来到秦国，走的是秦王宠臣景监的门路。执掌秦国相印，不造福百姓却大建宫阙。上加黥刑于太子师傅，下施酷法于黎民百姓，招致举国怨恨。所以，您出门必须数以十计的警车防卫，军队扈从，您的处境危若朝露啊！

    我劝您交还商於十五邑封地，退避荒野，浇园自耕；劝秦王启用山林遗贤，养老抚孤，施行德政，也许还可保全您自己的平安。假如您还要贪图商於的富有，享受独揽秦国政教的尊贵荣宠，积聚百姓怨恨，秦王一旦捐弃宾客而不能当朝，秦国要收拾您的仇人难道能少吗？

    商鞅没有听从赵良的劝告，五个月后果然被残酷杀害。

    商鞅的命运与吴起在楚国的情况类似：靠山一走人，立即被处死

    商鞅变法的成就，应该是无可怀疑的。没有人能否定，秦国的统一大业，发轫于商鞅变法。商鞅损害了贵族的利益，反对者未必是普通民众。根据《史记·商君列传》的说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李斯列传》也说：“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无论是“秦民大说（悦）”“乡邑大治”，还是“家给人足”“民以殷盛”，都是说商鞅变法，符合民心，有很好的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

    当然，商鞅本人行事，也有霸道和诡谲的瑕疵。法令推行之后，“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当初对新法不理解有抵触情绪，现在改变了态度，赞扬新法，这本来是好事情，要加以鼓励。可是，商鞅说：“此皆乱法之民也！”把这些议论新法的人，尽数发配到远方去戍边，“其后民莫敢议令”。这种做法，自然不得民心。

    齐魏马陵之战（前341）后，太子申被俘，庞涓丧命，魏国损失了十万大军。商鞅趁机建议收复西河之地。他欺骗昔日同在公叔痤门下的旧交公子卬，致使秦国不战而胜。这种不择手段的行为，也会对商鞅的国际形象与声誉造成损害。但是，最后商鞅却以谋反之罪被捕杀，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此，商鞅罹难，并不是他工作失职，改革失败；也不全是因为个性张扬，处事强霸。商鞅作为客卿，侵犯了贵族利益之后，陷于孤立，必然会有这样的命运和归宿。

    商鞅之死，为什么没有影响新法的继续实行

    简单地说，有几点原因，首先是这些法令适应了秦国的社会发展，有利于富国强兵；其次，许多变法内容，比如县制的推广，基层保甲组织的建设，在秦献公时期已经实行。在墨家的影响下，重视农耕、重视军事防御装备（墨家非攻，但是却重视军事防御技巧）等思想已经为秦王室统治者所熟悉。在秦人看来，秦孝公才是变法的主动者。实际情况，恐怕也是如此。《商君书·更法》说：“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可见，是秦孝公主动谋划改革，召集商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讨论变法事宜。秦孝公说：国君继位，要不忘社稷之重；大臣辅佐，要实施变法以张君威。“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是秦孝公非常自觉的主动行为。商鞅只是孝公意志的坚定的、具有创造精神的执行者。因此，商鞅的被处死，不会影响新法的继续实行，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如果比较一下古代希腊城邦改革，可以使我们更进一步认清商鞅改革的实质。雅典城邦从梭伦（约前640—约前558）到伯利克里（约前495—前429）的改革，基本方向是注重权力制衡，鼓励工商业发展。商鞅变法则是注重提升政府的社会管控能力、战争动员能力，促进农业发展。

    商鞅改革之后，从外来普通移民而跻身卿相的客卿，如张仪、范雎、蔡泽、吕不韦、李斯，不知凡几，平民通向政治道路，似乎秦国比雅典更彻底。但非贵族化和平民化的政治，导致没有任何势力可以挑战君主的权力，反而强化了中央君主权威，社会的过度平面化，又使得只有不断地强化君主权威，才能阻遏混乱，维护社会的统治秩序。相反，公民政治中的等级制度，倒使秩序规则的维护和统治权力的制约，具有现实的操作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