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之所以有“贞观之治”的政绩，其中关键一条是他能够举贤任能。

他在《帝范·求贤篇》中明确指出：“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其人，天下自治。”为此他即位后，与辅弼之臣在谈话中时常要求他们推举贤才。至于公开颁布求贤的诏书更是数不胜数，如：《令河北淮南诸州举人诏》《荐举贤能诏》《令天下诸州举人手诏》《求访贤良来年二月集泰山诏》《令州县举孝廉茂才诏》……

他确实做到了任人唯贤，任人唯才，而不是任人唯亲，任人唯故旧。在《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纪八·高祖武德九年》中，就记载了他论及在任人唯贤上，“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的观点。曾参加过起义军，后归唐给太子李建成出谋划策的魏征，在“玄武门之变”后，也被他委以重任。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的将领准备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一百多名亲信全部诛杀，并把他们的家产没收官府。尉迟敬德再三争论说：“罪过在两个元凶身上，他们已经受到死刑惩处了。如果还要牵连他们旁出支属的党羽，这对安定是有害的。”于是各位将领停止追杀。当天，高祖颁诏赦免天下罪囚，叛逆的罪名只加给李建成和李元吉二人，对其余的党羽一律不加追究。国家的一切政务，全部听候秦王李世民的处置。

当初洗马（官名）魏征经常劝说太子李建成及早除去秦王李世民，李建成事败以后李世民便传召魏征说：“你为什么从中挑拨我们兄弟的关系呢？”大家都为魏征担惊受怕。魏征却举止如常地回答说：“如果已故的太子早些听我的进言，肯定不会有今天的祸事。”

唐太宗李世民，不愧为封建帝王中的杰出的君主。他对魏征不仅未给定罪，反而更加尊重和重用，向他表示敬意，还让他担任詹事主簿。

魏征是个难得的帝王辅弼之臣，他敢于坚持真理、逆鳞而谏。这一君一臣，造就了“贞观之治”的历史新局面，千古传颂佳话。魏征是封建社会有才能又正直士人的典型；太宗以国士待之，他便以国士的态度对待太宗，用魏征的原话说就是：“既蒙国士之遇，敢不以国士报之乎。”

李世民确实认真履行了任人唯贤的原则。瓦岗寨起义军中的人才如李踌、程知节、秦叔宝等人，他也一一委以重任。总之，他用人不像刘邦那样，把家族子侄都封为王，而是为国家利益考虑，先贤才而后宗室。

这样做的结果，各方面的人才都心悦诚服，并为他所用，最终成就了“贞观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