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记载，唐朝时，被誉为“草圣”的张旭，只有到了酒酣情激处于癫狂状态，才会“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满云烟”（杜甫《饮中八仙歌》）。字嘛，“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韩愈语），“有悬崖坠，急风旋雨之势”（董其昌语）。奇怪的是，他酒醒之后，看到自己写的字，竟也感到惊诧，不管怎样写都没有了那股神韵气势，只好撕掉。

    在中国，古往今来，凡造诣深厚、才华卓荦的书画家，都讲究师法自然。据传，张旭自己说，他看见公主与担夫争抢道路，而悟得了草书的意境；后来观赏公孙大娘舞剑，而悟得了笔法的神韵。所以韩愈说他“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衰，可喜可愕，一寓于书”。谁都明白，若白居易没有在九江送客登舟，偶遇精于琵琶演奏的京都旧妓，就不会有脍炙人口的《琵琶行》；柳永没有于清秋时节的伤情感怀，也就不会有令人叹为观止的《雨霖铃》。

   不论写字绘画赋诗，中外所有传世经典的出现，都有个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在，似乎都是偶然得之的。此人（身世际遇），此时，此景，此情，此物，真是诸种因素之机缘巧合，缺一不可。所以，还是清人赵翼说得好：“少时学语苦难圆，只道工夫半未全。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