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之道”是儒家培养完美的理想人格的学说。《论语》的首末章都是讲君子，意味着《论语》编撰者将造就君子作为儒学在理论和实践上要解决的核心问题。造就自己以认识自己为前提，同时，在造就自己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自己。儒家把这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叫做“为己之学”。
　　“成人之道”是儒家培养完美的理想人格的方法。人与禽兽的区分有两点：“由仁义行”显出的道德自觉性；“明分使群”是因为礼义避免了因为没有等级所造成的利益纷争，社会由此而成为和谐的整体。
　　据说有人问西方哲学之父泰勒斯：“何事最难为？”他回应说：“认识你自己”。儒家则提供了两个角度：类和个体。儒家着眼于前者，强调人禽之辨，以为两者的区别在于精神层面的“由仁义行”和社会层面的“明分使群”。
　　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离娄下》）”。人与禽兽之不同，在于前者能通过理性而明察庶物和人伦，于是在行为上是自觉地“由仁义行”，而不是自发地“行仁义”。这是说人禽之别其实是很细微的，那就是否具有道德的自觉，因为动物也存在着某些合乎仁义的道德行为，但这是出自本能的自发；君子与大多数人的不同就在于对此是否具有自觉的认识。
　　荀子进一步作了这方面的比较：“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强调道德意识（义）使人类有了区别于自然界其它物类的最高价值。
　　儒家还从社会层面考察了人禽之别。孔子在面对隐士劝说其归隐时，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认为隐士离群索居，和鸟兽就没有两样了。
　　荀子的“明分使群”更鲜明地指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就是说，礼义把每个个体分为不同等级，并予以相应的名分，避免了因没有等级名分所造成的利益纷争，社会由此成为和谐的整体，具有了支配自然的力量，于是个人才有得以生存，“人之生，不能无群”。由上面可以看到儒家在人是什么的“说明书”上写了两条：人是具有道德意识的存在；人是群体性的社会存在。认识自己是为了造就自己。
　　这样的两条认识，就为造就君子人格奠定了基础：前者意味着每个人应当成为以内在德性为核心的君子，后者意味着应当在社会群体中造就君子人格。
　　造就君子人格的途径是“事上磨练”、“变化气质”。前者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即在日用常行中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后者强调的知礼成性则是把礼仪的道德规范内化为自我的德性，后者是前者的过程。
　　儒家的造就自己，就是把自己培养成合乎理想的人格。其智慧在于提出了把现实性和超越性相结合的君子人格，以及与之相应的造就君子人格的途径：“事上磨练”、“变化气质”。
　　儒学将圣人和君子作为理想人格。但是，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设定现实中不存在完美无缺的圣人，是为了强调人格完善的无止境，使人们始终具有超越现实之我的动力。而君子并非完美无缺，但对于过错能勤于反省和勇于改正。君子亦会犯过错，这使其具有平易的现实性品格，但如果没有对圣人人格的向往，就不可能勤于反省和勇于改正。可见，圣人和君子作为理想人格具有互补关系：前者使其具有超越性，由此后者得到了落实；后者使其具有现实性，由此前者得以植根于现实的土壤。可见，君子人格具有现实性和超越性相结合的品格。正是这样的品格决定了造就自己需要“事上磨练”和“变化气质”。
　　“事上磨练”也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即在日用常行中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每天的日用常行几乎是重复的，然而，如果能够领悟每天所做的同样的事情都有提升人生境界的意义，现实生活就有了不平凡的超越性。这表现了把理想人格的培养落小、落细、落实的智慧：“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君子的造就好比走远路一定要从近处开始，登高山一定要从近处起步。日用常行的“事上磨练”，是个体“变化气质”的过程。
　　儒家认为个体的现实人性是有所污染的“气质之性”，因而造就自我必须经历“变化气质”的修养功夫。如何变化气质，宋代的张载说：“自求变化气质”：“知礼成性变化气质”。所谓“自求”，主要是强调意志的自主选择，即使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也能用意志的力量，保持道德操守，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这对培养民族正气发生了长远的影响。所谓“知礼成性”，就是在每件事上按照礼仪来规范自己，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而习惯成自然，遵守礼仪仿佛成了第二天性，如孔子所说：“少成若天性，习惯若自然”。由此就能“从心所欲不逾矩”，举手投足并不刻意而为，但却合乎礼仪。这意味着礼仪所蕴含的道德规范内化为了自我的德性。这里包含的智慧是使理想人格的造就成为自然而然的实践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