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离骚》，司马迁说：“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其评价之高，似乎还找不到第二例。当然，《离骚》是不是在汨罗江畔写成的，学界历来有争论。

　　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攻陷楚国的都城郢都，远在汨罗江畔的屈原极其哀伤，写了一首题为《哀郢》的诗，其中有“至今九年而不复”的句子。这就是说，他来到这里已经九年没有回去过了。“九年”也可能是泛指很长的时间。但史料记载，屈原是顷襄王十二年（公元前287年）来到汨罗江畔的，离郢都陷落恰好也是九年。这时他五十三岁。他经由溆浦、长沙而来。这一时间点让我形成了一个“证据链”——

　　司马迁曾经说，屈原写《离骚》，是在楚怀王时代。后来发觉是搞错了，便在《报任安书》中做了更正。他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最终认定，《离骚》是作者被流放以后的作品。

　　郭沫若是研究屈原的权威，他细心地发现，《离骚》中有“老冉冉其将至”的话。郭沫若说：“古人七十始称老，屈原必须至少五十岁以上才能说得出（《郭沫若全集·文学篇第五卷328页》）。”因此他断定，《离骚》是屈原流放湘沅时期的作品。

　　鲁迅的忠实朋友、著名学者台静农说：“就《离骚》内容看来，屈原作此，应在晚年而不在早年”。而屈原是顷襄王二年（公元前297年），因受子兰的谗言而被流放的，学界对此也早有定论。这时他才四十多岁，正当盛年，还不能称为“老”。在流放的前期，流离颠沛，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郭沫若还说过：“像《离骚》这样的长篇大作，在作者必然要有精神上体魄上的相当余裕才能产生。”屈原来到汨罗江畔后，生活才相对安定下来。这时，他才有可能进行艰巨的艺术创作。

　　既然屈原本人说，他来到这个地方已经九年了，他就有充裕的时间来完成这一鸿篇巨制。

　　如果这些推断成立，那么，汨罗江南岸的樟树园，很可能就是《离骚》的诞生之地。

　　屈原的房子临江，出门百十步，就到了河边。也许是一路受到两岸盎然绿色的感染，到了这里，江水出奇的清。站在河岸上，可以看见河底的卵石和沙，还有在水中来回穿梭的鱼儿。房屋旁边的大樟树上，栖息着一群红嘴壳小鸟，总是叽叽喳喳不停地唱着歌。如果有人从树下走过，小鸟就会“卟”地一下飞向半空。只过一会儿，小鸟又会飞回来，继续它们的歌唱。这样美好的环境，最适宜诗人进入他的艺术世界，屈原因此文思泉涌。

　　关于屈原的身世，他本是古帝高阳的后裔，他的父亲名叫伯庸。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也有自己远大的理想。他希望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但是，官场却是一片黑暗，大家争着往上爬。这些人十分贪婪，巧取豪夺没有个休止——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而掌握国家权力的楚怀王，却是一个昏聩的君王，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可怜君王竟有这般糊涂啊，他始终不了解人民的心愿！

　　屈原说，他绝不会放弃。虽然前边的路漫长而又遥远啊，他将上下追寻真理——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他又说，为了心中那个美好的目标，即使是去死九回，他也不会后悔——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他同时还说，即使是粉身碎骨，我也不动摇啊，我心中还会有什么畏惧呢——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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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是一种极其艰苦的精神劳动。当屈原进入了他自己的王国，常常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他褴褛着衣衫，披着凌乱的长发，在江边踯躅而行，一会儿仰天长啸，一会儿俯首低吟。于是，他的政治理想、他的担忧，他的愤懑，他的心灵表白，就在这旷野之上，俯仰之间，形成震古烁今的诗句。

　　屈原遭遇忧患，忧愁苦闷，因此他把作品题为《离骚》。也许他本人不会估计到《离骚》的价值，司马迁却做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作品语言简约精练，意蕴深邃，情志高洁，内容高尚，写的虽然是一些细小事物，其意旨却是博大精深。这样的作品，其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闪耀着绚烂的光芒，必将成为彪炳千秋的杰作！

　　至于理想的社会到底是怎样的，屈原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但在《离骚》中，他反复提到尧、舜、禹……他希望楚怀王能够以他们为榜样，建设清明政治，建设强大统一的国家。《离骚》同时用形象而深刻的语言，表达了他对黑暗的憎恨，对丑恶的鞭挞。平民百姓读了这样的诗，会激起无比的义愤；而统治者读了这样的诗，即使是大权在握，也会感到脊背的嗖嗖凉意！

　　《离骚》对文学艺术的贡献也是无与伦比的。《诗经》最早是一些民间歌谣，还比较粗糙，经过长时间口口相传，不断吟唱，才日渐完善，因此只能算集体创作。有学者指出，屈原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诗歌，由集体歌唱进入到个人独唱的时代，也树立了文学创作紧密贴近时代的典范。经过两千多年时光的磨洗，时间愈长愈见其光芒。即便是从世界文学史来看，《离骚》也堪称是一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