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话：

    文学中最精美、最富于情感和审美内涵的那一类叫诗词。诗词欣赏因诗词而异，更因人而异。这里所谈，只是个人欣赏古典诗词经历中的一些感受，法无定法，何况本谈不上什么方法，姑且称作四种类型。

    ■精彩阅读：

    有一类诗，抒发的是普遍、普通的人情、人性，加之诗风快如并剪，爽如哀梨，只要依着常理去读，带着感情去读，即眼便知为好诗，不必深究，也无法深究，深究则落言诠。

    我们读诗有时也要细读，得求甚解，不能囫囵吞枣，否则诗的好处不易尽显，辜负了古人投入在诗歌创作中的无限心血。

    诗词、诗文的欣赏说易好像不难，说难却真不容易。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根本说来取决于欣赏者的性情襟抱、学识涵养。

    有情读诗

    有一类诗，抒发的是普遍、普通的人情、人性，加之诗风快如并剪，爽如哀梨，只要依着常理去读，带着感情去读，即眼便知为好诗，不必深究，也无法深究，深究则落言诠。如李白《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何人没有家乡，谁没有思乡的经验？不需要刻意地调动，这些经验就会涌上心间。对这首诗诗意和诗艺的理解有很多，如“忽然妙境，目中、口中，湊泊不得，所谓不用意得之者”；“悄悄冥冥，千古旅情，尽此十字”；“此诗如不经意，而得之自然，故群服其神妙”等等，完全不错，但于诗歌的情感上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但有人不认为这首诗容易理解，有一册书中写道：

    怎么样才算理解了呢，不妨用下面两个问题检测一下：一、诗中所说的床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果是睡床，他怎么能举头望明月呢？如果是井栏或马扎，那说明诗人始终处在月光之下，怎么会有“疑是地上霜”的心理过程呢？二、诗人只说“举头望明月”，那他这时“思故乡”了吗？他为什么要低头？是因为举头太久脖子累了吗？

这就有些近乎玩笑了。

    在这种诗面前，我非常同意闻一多对《春江花月夜》的感叹：“一切的赞叹都是饶舌，几乎是渎亵。”

    读这样的诗，不仅不必了解创作的背景、不需了解别人的饶舌，甚至不必知道作者究竟是谁。

    比如这首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大家耳熟能详，而且也知道诗题叫《登鹳雀楼》，作者是王之涣。但这还真不一定。《全唐诗》里两见，它同时也归入一位叫朱斌的诗人名下，诗题也有不同，叫《登楼》。但就欣赏而言，不用管作者是谁，也不用知道登的是哪个楼，诗歌本身创造的、呈现的情思哲理神完气足，完全不劳外求了。

    此外还有抒发爱情、友情、亲情的诗。孟郊的《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孟东野46岁进士及第，4年后即50岁时才铨选为江苏溧阳尉这一小官，随即迎其母侍奉。古代的孝子比今天多，孟郊可算其中的一位。但我们何尝需要了解了这些才可以被感动，“仁孝蔼蔼，万古如斯”（明人对这首诗的评语），“孝”是传统的美德，不也是亘古不变的人性吗！

    还有体现其他人性光辉的诗篇，如平等意识、人道关怀等。范仲淹的《江上渔者》：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平等与关怀甚至延伸到动物与植物。宋人叶元素的《绝句》：

    家住夕阳江上村，一湾流水护柴门。

    种来松树高于屋，借与春禽养子孙。

    启功先生《古诗》中的四句：

    见人摇尾来，邻家一小狗。

    不忍日日逢，恐成莫逆友。

    袁枚的这首小诗《苔》：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说：“人生而平等，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人在枷锁中是现实，人不甘于待在枷锁中也是现实。这些诗作，吟咏、赞美的又岂止是动物和植物。

    又如对充满生机的山水自然的关注和赞美。清代广东诗人张维屏的《新雷》：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声。

    每读此诗，耳畔竟真能响起隐隐春雷，眼前河澌冰涣，花骨朵缀满枝条，真不亚于听一曲短小而磅礴的春之声圆舞曲！

    套用古人读《出师表》不落泪者必不忠、读《陈情表》不落泪者必不孝、读《祭十二郎文》不落泪者必不友的说法，读上面这些诗而不满心感动或倾情向往的人，或者读上面这些诗而忙着去找分析文章来参考的人，必是寡情不可交之人。

    有意读诗

    与上面不同的一种情形是，有些诗词如果不了解作品的相关知识就体味不出或不能充分体味出诗之意蕴与诗之美，明珠就算给暗投了。

    诗圣杜甫有一首七绝《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这算诗吗？还是诗圣写的诗？我们试着用今天的语言翻译一下，那简直没劲极了。西方有人说过：诗是什么，就是在翻译过程中失去的那些东西。意思就是说，诗是不可以翻译的。这种巧而有味的表达真好。诗固然不可以翻译，但这诗似乎就算不翻译也不觉着好啊——不过，这是在不了解写作背景的情况之下。

    如果我们了解这是杜甫59岁的生命走到尽头，即他去世的当年（770年）所写，所涉人物李龟年是唐代最繁盛时间开元、天宝年间著名的宫廷乐师，作者青少年时期赶上了大唐盛世，出入公卿之间；以及相关知识如安史之乱前后大唐帝国国运的盛衰和作者自身命运的跌宕；再知道岐王就是唐玄宗的弟弟李隆范，崔九是唐玄宗时任为殿中监的崔涤，亦即中书令崔湜之弟，总之都是些达官贵人吧，就能够理解此诗之妙了。

    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著述颇多的美国学者宇文所安《追忆》中的话来说：“这里有一条回忆的链索，把此时的过去同彼时的、更遥远的过去连接在一起。”我们能够读出清人黄生的感受：“今昔盛衰之感，言外黯然欲绝。见风韵于行间，寓感慨于字里。”也会同意衡塘退士在《唐诗三百首》里的评价：“世运之治乱，年华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其中。少陵七绝，此为压卷。”我们还能体会到这首诗如何将“笔愈简而气愈壮，景愈少而意愈长”、“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种“含蓄”的艺术手法用到极致。

    还可以再举可以类比的宋代的一例，王安石《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我们都知其为名诗。名在何处？那还用说，名在第三句，名在第三句中的那个“绿”字，那可是王安石费尽心思才想出来的！宋人洪迈《容斋续笔》中说，见过别人家藏的这首诗的草稿，这个字先可不是“绿”字，先用的是“到”，圈去后改为“过”，又圈去改为“入”，再改为‘满’，改了十几个字，最后到了“绿”就不改了，满意了。今天人们对这个字也颇为追捧，如词性活用、使动用法等等，都不错。

    问题是前两句怎么样？

    京口，今江苏镇江，在长江南岸；瓜洲，在长江北岸，是古渡口（在邗江，今属江苏扬州），两地隔江相望；钟山，在南京，代指南京。南京在京口之西，两者相距不足百公里。

    这样前两句不就成了画地图似的索然无味了？

    其实非也。

    王安石17岁时随父定居江宁（今南京），19岁时父亲去世，葬于南京，43岁时母亲卒于京师，王安石护其灵柩归葬南京。诗作于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春王安石自江宁府赴朝中任翰林学士时，时48岁。自17岁至48岁，共31年。虽然他22岁中进士后辗转各地为官，如知鄞县，通判舒州（今安徽潜山），入京做三司度支判官等，但由上述可知，他与江宁有着不可割断的牵挂，尤其是父母葬地在此，其感情可以推想而知了。

    了解了这些，就会发现诗歌前两句可能蕴含着比字面多得多、深得多的意蕴。居住了31年的故地，父母灵柩安置之所，第二句中为何提及钟山就很明白了。又由诗题可知诗作于瓜洲，抵瓜洲前，王安石在京口与金山寺僧宝觉会宿一夕（参其《赠宝觉序》），就可以明白第一句中何以提及京口、瓜州了。两句的言外之意是，人在瓜洲，再往北就离开江宁属地了，就真的离开友人，离开待了多年的故地，更离开父母灵柩所在地了！我们就可以理解全诗前两句蕴含着的，是对友人的怀想，对父母安息之地江宁的存念，而绝不是在无谓地画什么地图。

    现在我们也可以理解，此诗的出色虽然离不开后两句，但绝不仅仅是后两句。前两句的深情委婉配上后两句对在强大自然主宰力映照下的一身渺渺不得自主的感慨，隐约而又分明地告诉我们：作此诗时的王安石起身赴京，大任将降其身（次年任参知政事，推行变法，再次年即宰相位），意气不能说没有一些风发，但他清楚地知道他的前面是地雷阵和万丈深渊，他去了，带着的是多么复杂难言的情绪！总之，只会欣赏诗中的那个“绿”字，未免像对着一桌子的美味佳肴只知道尝鼎一脔，太不懂得享受了。

    慧心读诗

    除知人论世外，还得用一种慧心来读诗，因为诗是一种艺术，艺术是情感的结晶，也是智慧的产儿。不妨探究，但不能学究。

    什么是慧心？就是审美的眼光与能力，对艺术规律的了解与把握，很难一言以蔽之，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什么不是慧心吧。

    王之涣的《凉州词》：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此诗一题作《听玉门关吹笛》，也有学者认为王之涣可能到过玉门关（见傅璇琮先生《靳能所作王之涣墓志铭跋》），加之诗中末句又提及玉门关，就有人认为玉门关与黄河距离甚遥，在玉门关无法看见黄河，首句不合情理，应该依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作“黄沙直上白云间”。

    这是不是有道理呢？没有。

    一是没有艺术感受的能力，不知这样改动后诗的意境远不如改动前那样雄浑阔远、情景相融，不够美了。恰如程千帆先生《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所说：“这首诗中的地名，彼此的距离的确是非常辽远的，而当时祖国西北边塞荒寒之景，征戍战士怀乡之情，却正是由于这种壮阔无垠的艺术部署，才充分地被揭示出来。”二是不懂得艺术创作的特点。艺术创作不是作地理志。西晋人陆机早说过：“精鹜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德国作家歌德在《歌德谈话录》也说过：“在许多情况中，作家为了使他所要描写的现象更鲜明突出，甚至可以违反生活事件的原有次序，借以加强作品的普遍的真实性，获取更大的感动力。”鲁迅谈小说创作体会也说：“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三是即使从版本讲，同为盛唐而稍后一点的芮挺章《国秀集》、薛用弱《集异记》都作“黄河远上”。

    再举苏轼《惠崇春江晚景》：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诗作以想象赋予画面以生机，大化流行、各有条贯、万物一体、生生不息的和谐天趣与哲理情思非刻意道出而自然流露，实在妙不可言。

    孰料奇事惊人。清初一位大学者毛奇龄任清代翰林院检讨，是《明史》的纂修官，学识渊博，著述宏富，有《西河合集》400余卷，可不是一个小学者了。王士禛《居易录》卷二却记载了他的一件糗事，说他素不喜苏东坡诗，有一位朋友在旁边举出这首，心想这首总不能说不好了吧。您猜怎么着？“毛愤然曰：‘鹅也先知，怎只说鸭？’”苏东坡要是听到他的这个“酷评”，用现在的流行语言来说一定会大呼“给跪了”！

    想给跪了的岂止苏东坡一人，北宋的宋祁恐怕也得算一个。宋祁有一首名词《玉楼春》：

    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清初的大文人李渔于词中的“闹”字有自己的见解：“若红杏之在枝头，忽然加一闹字，此语殊难着解。争斗有声之谓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予实未之见也。闹字可用，则吵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予谓闹字极粗极俗，且听不入耳，非但不可加于此句，并不当见之诗词。”（《窥词管见》）。我们当然无意用这一例来将李渔的艺术水平全盘扫倒，但如果对照着王国维《人间词话》的评价：“红杏枝头春意闹，这一‘闹’字而境界全出。”可以见出差距的巨大。

    白居易是另一个直接给跪了的人。他的《花非花》：

    花非花，雾非雾。

    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不多时，

    去似朝云无觅处。

    有人称之为较早的朦胧诗。好诗而朦胧的很多，很正常，朦胧一定是说不清道不明，也不必说清道明的。诗不会只因朦胧就好，但朦胧诗一定不会因明白而好。偏有人宣称，揭秘了，是谜语，谜底是——“霜”。

    细心读诗

    慧心之外，还有细心。为什么要细心？因为古人作诗常常是很用心也很细心的。《文心雕龙》说：“呕心吐胆，不足语穷。煅岁炼年，奚能谕苦。”有人“吟安一个字，撚断数茎须”。唐代贾岛作诗“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为僧“推”月下门还是“敲”月下门踌躇不已。不仅苦吟家，非苦吟家亦然。苏门四学士的张耒曾“见白公（白居易）诗草数纸，点窜涂抹，及其成篇，殆与初作不侔。”不仅小家，大家亦然。杜甫就宣称“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怎么才能惊人呢，改！所以他又以诗句说：“颇学阴何苦用心”，“新诗改罢自长吟。”

    因此之故，我们读诗有时也要细读，得求甚解，不能囫囵吞枣，否则诗的好处不易尽显，辜负了古人投入在诗歌创作中的无限心血。

    这里着重从关注异文的角度讲一下细心读诗的问题。

    首先要强调，出现异文的情况复杂，有后世的误抄或误刻，也有作者本人生前的修改和选择。有人说，弄清作者用的到底是哪一个，或最早的版本用的是哪一个就行了。其实没这么简单。关于文本的历史还原问题难度很大，何况最早的不一定就是最可靠的，不要说宋本未必就可靠，就是作者的手迹，也难讲就一定是最可信的依据。更重要的是，最早的甚至手迹也未必就是最好的。

    比如苏轼《前赤壁赋》那段充满哲理情思的前几句：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

    “盈虚者如彼”，朱熹《朱子语类》中说曾见东坡手写本，“彼”作“代”。是的，“代”可当“更叠”讲，于文意未必不通。但我以为“代”不如“彼”。“彼”与“斯”相对，前后的排比整饬而自然。朱熹看见的墨迹我们看不见了，难得真有一本墨迹留存下来，就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上面用的是“彼”，不作“代”。这说明什么？说明苏东坡两个字都用过。著作权是属于作者的，作者本来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想改多少次就多少次。既然不能明确取舍，作为异文并存，就可以讨论哪个更好。利用异文，可以捕捉不少容易忽略的细微信息，是感受、理解诗文艺术的一条好渠道。

    我们看贾岛的《剑客》：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

    今日把示君，谁为不平事？

    末一句中的“为”字有一个版本作“有”，“谁有不平事”。哪个好呢？我们不妨潜心思索。

    我个人很同意清人冯班的见解，以“为”字为优。冯班说，“谁为不平，便须杀却，此方见侠烈之概。若作谁有不平，与人报仇，直卖身奴耳。”（卢文弨《题贾长江诗集后》引）。真可谓一字之异，高下立判。就算“有”字是贾岛所用，“为”字是他人擅改，我也要说，改的人足为贾岛的一字师。

    再举前面说过的王安石《泊船瓜州》为例，上面说了，“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人们都津津乐道于“绿”字的出彩，却忽略了其中的一个异文，即“又”字又作“自”，而且都是见于宋本或宋人的记载，就是说宋时已两存。那么哪个更好呢？吴小如先生《读书丛札》中说，作“又”不过表达时光易逝，如此而已；而作“自”更耐人寻味。春风本应有情而偏无情，自绿江南岸，而不管诗人思归不得。春天回归有时，人的去留却不由自主，故发末句之叹。吴先生往往于细致入微的解诗中体现自己深湛的艺术眼识，这样的人当今不多了。

    当然，细心的问题同时也是慧心的问题，慧心的问题未必不牵涉有情的问题，有情与有意是相互补充的问题。总之，诗词、诗文的欣赏说易好像不难，说难却真不容易。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根本说来取决于欣赏者的性情襟抱、学识涵养。要想增强欣赏的能力，提升审美的眼光，又远远不是听一次所谓的讲座、了解几种“类型”就能办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