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孔子之后，“儒分为八”。但在中国文化史上真正产生深远影响的,也就是孟、荀二子了。

    我们知道,“仁”与“礼”是孔子儒学中最重要的两个范畴,如果说孟子用“性善论”的主张使孔子的“仁学”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那么荀子则用“性恶论”的主张使孔子的“礼学”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荀子不讲寓言,不说故事,论证人性本恶,不像孟子那样还要打一个孩子掉井之类的比方,而是直接从人的欲望出发:“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王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这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孟说孟有理,荀说荀有理了。其实,严格分析起来,说“人性恶”同说“人性善”一样,都没有真正的科学道理和充分的事实依据,但是荀子敢于正视人类的欲望和社会的伦理之间所不可避免的矛盾与冲突,不能不说是独具慧眼了。黑格尔曾指出:“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这不仅是因为,在私有制存在的历史阶段,人类对金钱和权力的欲望,曾经是历史发展借以前进的动力；而且也由于,法律、道德、艺术和宗教等人类的文明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为了制裁、约束、净化,乃至升华人类的罪恶欲念而建立起来的。
　　在荀子看来,正是由于人性本恶,所以才需要后天的教化和礼法的约束。所谓学问之道,并不是要还原人的真心、恢复人的本性,而恰恰是通过“礼”的教育,使之从恶人变为善人,从原始的人变为文明的人。如此说来,中华文明的确立,不仅需要孟子式的浪漫主义情怀,而且需要荀子式的现实主义态度:前者的功能在于积极的诱导,后者的功能在于消极的防范。从这一意义上讲,孟子与荀子、“性善”与“性恶”、重“仁”与重“礼”,并不是你死我活的两大学派,而是在儒学内部形成了相辅相成的补充关系。故而,梁启雄才说:“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孟子重义轻利,荀子重义不轻利；孟子专法先王,荀子兼法后王；孟子专尚王道,荀子兼尚霸道；二子持义虽殊,而同为儒家宗师,初无判轩轾也。”
　　荀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其实已超出了儒学的范围。在当时著名的“稷下学派”中,荀子可谓是一位核心人物,他“三为祭酒”、“最为老师”,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科学院院长、首席科学家了。跳出儒学之外来看待这一问题,“礼”作为人类行为的约束机制,同“法”具有相似的社会功能。因此,像韩非、李斯等法家人物都出自荀子门下,便是不难理解的事情了。然而,“礼”与“法”毕竟又有所不同:“法”的约束是外在的、强制的,而“礼”的约束是内在的、非强制的；法律强调的是人人平等的社会权力,礼仪强调的则是人人有差的社会等级。从荀子所追求的“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贱轻重皆有称”的社会理想来看,他仍然只是儒家而非法家。而这种维护社会等级的道德观念,也正是中国社会得以长期持续发展的重要机制。直到今天,人们在处理人际矛盾的过程中也很少依赖于法庭的裁决,而是私事靠家长,公事靠首长。只有在这种由家长和首长所构成的社会氛围中俯仰屈伸地周旋下去,并达到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才能够使自己在与社会的协调之中求得发展。这也便是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关键所在。因此,在人们喜欢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今天,便不能不想到这位在礼乐文化的缔造上有过深远影响的思想家荀子了。                                            （戚平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