楹联是中国的特产文学，既是高雅的文化，又与广大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作为文体，楹联历经千年而不衰，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任何事物都不是突然出现的。单就楹联的形式而言，它的渊源可以到《诗经》（公元前5世纪）、《楚辞》（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中的对偶句，如“冬日烈烈，飘风发发”（《诗经·四月》）；“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采薇》）；“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楚辞·湘君》）；“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如”（《楚辞·少司命》）等等。特别是汉魏六朝诗赋，有大量的对偶句式和骈体格式，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严密工整的唐代格律诗，其中的颔联（第三、四句）和颈联（第五、六句）实际上就是对联的形式，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渤《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崔颢《黄鹤楼》）、“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杜甫《登楼》）等等。此外，唐代还流行一种联句活动，即两个人以上在一起互相对句。这种对句已经突破五、七言的格局，短的只有一个字，长的可以到九个字或者更多。如中唐时的严维等八人有一次在一起对句，从一言对到九言：比如，一人说“东”，另一人说“西”；一人说“步月”，另一人说“寻溪”。以此类推：“鸟已宿，猿还啼；狂流碍石，迸笋穿溪；望望人烟远，行行萝径迷；探题只应尽墨，持赠更欲封泥；松下流时何岁月，云中幽处屡攀跻；乘兴不知山路远近，缘情莫问日过高低；静听林下潺潺是湍濑，厌向城中喧喧多鼓鼙。”

    因此，我们不妨这样认为，作为楹联的形式，整齐对仗的上下联句在公元3世纪到公元9世纪的晋唐时代已经形成，但题写在门口的桃符上，成为新春佳节时的一种装饰艺术，或许是公元10世纪以后的事。
    如果说楹联的形成在公元10世纪的五代，那么它的发展则在公元10世纪到公元13世纪的宋代，而它的普及和兴盛却在公元14世纪到公元19世纪的明、清两代。有足够的资料表明，楹联作为点缀生活环境的艺术作品，在宋代已为文人学士们所广泛接受和喜爱，并且形成一种题联的风气。一些文人通过题联来表达自己的志向和感情，有的则装饰于自己的厅堂，以显示自己的高雅和风范。有的则题写在书院、寺庙、园林，以烘托建筑物的气氛。北宋的苏轼和南宋的朱熹都是很喜欢题联的。据载，苏轼在黄州，除夕访友，在友人门上题联云：“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男欢。”至今民间流传的苏轼巧对的故事相当多。《朱子全集》所载朱熹题写的对联也不少，如“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万卷圣贤心”，很能反映朱熹的哲学见解。元代楹联已悬于殿堂酒楼。据载，元世祖忽必烈召赵孟頫北上京师，过扬州明月楼的时候，主人请他题联，他挥笔云：“春风阆苑三千客，明月扬州第一楼。”到了明代，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在除夕下旨，命城中各家均挂春联一副，然后微服出访，见一家屠户门前未挂，询问原因，主人说没人题写。他就提笔写了一副：“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据说他还数次题联赐给大将徐达，其中有一联云：“始余起兵于濠上，先崇捧日之心；逮兹定鼎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
    清代是楹联创作的全盛时期。南怀瑾先生早已将“清对联”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更有学者认为，“清代的主流文体是楹联”。可以认为，孙髯翁的昆明大观楼长联和梁章钜的《楹联丛话》（公元1840年）是清代楹联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楹联已经成为可以与诗词曲赋骈文媲美争妍的独立文体。从此，文人学士以楹联赠答，用对联作文字游戏，考验对方的智力，成为一时的风尚。这时，楹联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形式上看，出现了许多长联，一联多达数百字，有的甚至达千余字；从内容上看，它可以表示志趣，表示喜庆，也可以表示哀悼，表示讽刺，但在民间广泛流行的还是表达喜庆的春联，因为它已经成为春节习俗的组成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