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瑄《昨非庵日纂》载：“吴公琳入吏部，以致仕家居。上尝遣使察之。使者潜至公旁舍，见一农人坐小几，拔秧布田，貌甚端。使者问曰：‘此有吴尚书家何在？’公敛手对曰：‘琳是也。’”

    吴琳，字孟阳，湖北黄冈人，朱元璋时曾历任国子助教、浙江按察司佥事、起居注、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郑瑄说的这件事情，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朱元璋的“密探”手段了得，官员即使辞官返乡，也仍然受到严密监视，难以逃出皇帝的耳目；二是吴琳做官的心态很好，拿得起放得下，庙堂、江湖两相宜。清修《明史》卷138吴琳本传不到两百字，基本上是流水账，吴琳在家务农是其中唯一的细节。一个朝廷大员，足堪记述的事情多得很，却以居官有平常心而留名于史，倒也算是一段趣闻。

    权力本乃公器，贤者进不肖者退，能者上不能者下，应是政治常态，但封建官场中人，往往视权力为私器、为命根，并且挟权以自重，极尽钻营、搜刮之能事，得之则大喜，趾高气扬，失之则大悲，面如土色。如此为官，只能升职，不能降职，更不能免职，恰恰因为这样，爬得越高，跌得越重，“譬之山腰，看人从高跌下者，暴痛绝命，可怜可笑也”（王思任《简米仲诏》）。宠辱不惊如吴琳者，反而成了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