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所谓“学”，就是“觉悟”，其目的端在透过文字的媒介，拨开心灵的混沌，激发道德的潜能，将语言文字所涵之义，化入实际的日常行动，变换气质，造就人格。这种“学”，不是纯粹的知性活动，而是知行贯通，“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是关乎身心修养的君子之学。因此，通观全体，学有本原，厚积薄发，博雅平正；熟读深思，涵养生气，知行合一，提升人格，无论国学研究还是国学教育，并无本质的不同。中国传统的杰出学人，不仅博雅弘通，学际天人，他们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君子人格与士人风操，就是万世不磨的道德楷模与人生典范。

    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在方法与手段，目的与意义，以至于在科研与教学的相长互动方面，固然存在着质的共性与量的关联，但二者也存在着本数与末度的差异。第一，国学研究的对象与材料，是传统的经、史、子、集所有四部经典，所涉及的问题也无限宽泛。就“学”的层面而言，既包括“天人之际”自然宇宙与人类社会的各种复杂关系与相关问题，也包括“古今之变”各种文化制度的因革与风俗人情的变迁，林林总总，举凡中国传统的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都是国学研究的对象。就“术”的层面而言，也包罗宏富，小大不捐。大者如国医、国术、国艺；小者如卜卦、堪舆、悬空，无不借“国学”之名而攘臂于世。而无论是“学”还是“术”，其间科学与巫术共存，文明与愚昧相伴，真理与谬误杂糅，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也无庸讳言。然而，剔除伪谬，甄别美丑，汲取精华，去其糟粕，正是国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与总体目标。但是，国学教育大为不同。国学教育既不能将所有这些对象不分青红皂白地全部搬进国学教室，也不可能没有本末之别与道技之分，让国学诸生漫无边际地信马由缰，泛滥无归，更不能舍大道之本而专从技数之末。可见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各有不同的内容与目标，不可混为一谈。第二，国学研究是学者的终身事业，因而既可以皓首穷经，博极群书，学际天人；也可以探赜索隐，专精孤诣，不遑其余。与此相反，国学教育无论是4年还是6年，在学制上有明确的规定，不可能在短期内读完浩如烟海的四部典籍；也不可能使诸生各自专习一经，孜孜数年方可卒业。因此，以国学研究的学术思路科范国学教育的具体操作，必然导致方向性失误，非贪博而流于泛，即求精而失于狭。由此可见，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在时间安排与路径处理上也有很大差异。

    国学教育以培养国学人才或者“读书的种子”为基本目标，具有较强的实际操作性，必须在有限的学制之内，达到一定的学术积累，完成相应的能力训练。因此，其课程设置，既要体现国学博雅平正与知行合一的传统学术特点，也要注重控源循流与取精用弘的基本知识结构，还要贯穿转识成智与融旧开新的创造性思维方式。专家认为，黄侃、梁启超以及胡适等近代学人为青年学子开列的国学入门书目，可以给当代国学教育在教学模式与课程体系方面提供必要的参考。黄侃说：“吾国书籍之要者，不过廿余部。《十三经》而外，益以《国语》、《大戴记》为十五，言小学益以《说文》、《广韵》为十七，言史益以《史记》、《汉书》为十九，言诸子益以《荀子》、《庄子》为二十一，言文学益以《文选》、《文心雕龙》为二十三。此廿余书中，若深研而详味之，谓之专门可，谓之博学亦可，如此则不致有主伴不分之失。”当然，还应该加上一部《老子》。如果学者能在不太长的时间之内把这二十几部书读通读透，烂熟于心，既是通人之学，也是专家之学。作为国学奠基入门书籍，这二十四部元典既包含着“立德”做人的人生准则，也蕴藏着“立功”做事的历史经验，更蓄积着“立言”为学的基本功夫。因此，黄侃等前辈学人的经验之谈，值得当代从事国学教育的相关人士与相关机构认真借鉴。国学教育的课程设置，以及国学诸生的本硕习业，以及日后开展国学研究所必需的语言文字功夫，元典文献根基，一皆出在这二十四部书！以这二十四部书的知识体系及其价值功能作为“国学”的基本内涵，则“国学”概念在任何时间与任何场合都不会出现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