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著名的《官箴》开篇就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这“清、慎、勤”三字的为官之道，被后人称为“千古不可易”。清乾隆皇帝曾手书这三个字刻石宣传，训示百官。

    吕本中是南宋的一个进士，曾官至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后因忤秦桧被罢官。这篇《官箴》是他南渡后的感时之作。他结合自己的切身感悟讲道：“然世之仕者（现在当官的），临财当事，不能自克，常自以为不必败；持不必败之意，则无所不为矣。然事常至于败而不能自已。故设心处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权智，百端补治，幸在得免，所损已多，不若初不为之为愈也。”并引用司马子微《坐忘论》云：“与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也就是说，与其出事后，百般掩饰，哪如当初不去做？

    吕本中发此感慨是以丰富史实为依据的。据《汉书·霍光传》记载，霍光续妻霍显，为让自己的女儿当上皇后，竟指使女医淳于衍下药毒死了许皇后，被皇帝追查时，把此事牵了出来。为了保全性命，霍显把实情告诉了霍光。原本不知情的霍光听后极度惊恐，但最终考虑到霍氏一门的安危，在皇帝面前选择了隐瞒，把此事搪塞了过去。但后来事情还是败露，霍氏被满门抄斩。对此后人有评论说，霍光自青年时，侍从武帝30多年，昭宣时期又执政20多年，审慎理政，成就昭宣中兴之业，朝野称颂。但由于他对家人管束不力，在面对法与情的抉择中，取情而弃法，枉法徇私，结果一朝倾覆，其败也速。这是一个“使役用权智，百端补治，幸在得免，所损已多，不若初不为之为愈也”的典型案例，至今仍令人警醒。

    宋代文豪苏轼堪称“清、慎、勤”的楷模。在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苏轼因反对一些激进的做法而被视为保守派受打击，后来司马光等保守派上台后，他又因反对尽废新法而遭到排挤。苏轼在京城中枢做官的时间很短，更长时间是在地方任职。但他一直不忘国家大事，经常给皇帝上书。他从最低的县主簿做起，从签书凤翔府推官、杭州通判到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知州，都以决断慎敏而闻名，为当地百姓办了许多实事好事。

在他知徐州期间，遇到了黄河水灾。就在黄河洪水即将淹没徐州城的时候，富人们争相逃离避水。苏轼下令将出城的富人驱使回城，又动员组织驻地禁军全力投入抗洪护城的战斗中。为了指挥抗洪，苏轼干脆把家安到了大堤上，派遣官吏分工堵防把守，最终保全了整个徐州城。苏轼离任时，徐州百姓恋恋不舍，夹道相送。在杭州任职，他又改造了全城水系，为西湖周边的水陆运输和环境规划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苏轼主持疏浚了河道，贯通了漕河，又造堤堰闸门，在湖中用淤泥铺填了南北三十里长的长堤，以方便人们通行。长堤修成后，在上面种植桃树、杨柳，“望之如画图”，杭州人把它称为“苏公堤”，对苏轼的感怀之情溢于言表。

    像苏轼这样，勤政爱民，用权谨慎，为政清廉，于国于民于家都有好处。“清、慎、勤”三字，乃造福社稷之德，青史留名之举，实为从政之要端，同样值得今天的领导干部谨记之，笃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