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曾说：“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智慧的宝库。”其实，他就是一位靠读书成为大学者的人，“藏书已经发展到填满了几间房子”。沈从文先生也爱读书，收藏图书也十分可观。两位先生不同的是，季先生收藏图书只供自己看，不外借；而沈先生却乐于借给别人阅读和使用。因为常有人借阅，沈先生在每本书前都写上“此书可借，使用后盼能见还，望莫冻结在私人手中，便于供大家使用。”

    “借书一痴，还书一痴。”借书的痴子不少，还书的痴子无多。无奈，沈先生只好书生气十足地向借书者索要，有时，甚至自己掏腰包出钱作为回报。1977年，沈先生致函姚雪垠索书之举，就是一例。

    上个世纪30年代初，沈从文主持《大公报》副刊时，姚雪垠经常向该报投稿，二人便有了文字之交。1973年春，正在创作《李自成》的姚雪垠，曾致函好友徐盈，谈到历史小说创作的细节考证问题，拟欲向沈从文请益。同是沈从文好友的徐盈，将此意转达给沈从文。

    沈从文虽未得到姚雪垠的信函，还是热情真诚地给姚雪垠写了一长信，并提供大量珍贵资料，其中，就包括“东北博影印”旧图《满洲实录》四大册。此图册写清兵入关作战各个重要战役场面，画面虽比较简单，但图像情景还是极重要，比较接近明末战况。

    姚雪垠移居北京两年后的1977年5月16日，沈从文又给姚雪垠一信。他在信中把详情告诉给姚雪垠，说他欲借用的图书，朋友们已还回来了，“兄若还要看看，盼来示告一时间，弟即可在指定时间内，去东堂子胡同工作室相候。”信的另一内容，是向姚索书。“出版社上次退还的《满洲实录》一函，内中缺少一册，盼能为问下落。”为了收回此书甚至提出，“弟出一点钱，给出版社保管这份材料的人，作为找回报酬。”又再次强调，“主要还是便于以后别的朋友借用，因弟的所有图书，多从大家便利着想，从来不作个人私有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