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历史遗产毁灭之后,能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就是城中村,高楼大厦根本没有城市的感觉。”

 

　　“建筑师是要有立场的。处在重大社会转变中,建筑师一定要有鲜明的立场。”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举办的“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国际论坛上,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应邀演讲,言语一如既往的直率,他所忧虑的是中国城市中文化传统的断绝。

 

　　“我记得90年代我在电视上看到一处古城要拆,当地一个30多岁的官员站在废墟上表示很迷惑,他说根本感受不出老房子的价值。”这个电视镜头让王澍至今记忆犹新。

 

　　“他应该是在‘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王澍肯定地说,那段历史让一代人失去了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知,这就为他们成长起来之后,有意无意地破坏传统文化价值埋下了伏笔。

 

　　而在历史街区、老房子纷纷倒下之后,一批后现代建筑开始粉墨登场,也引来了网民的一片嘲笑。“它们和真正的城市文化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在城市文化被完全破坏之后,人们意识到城市要有文化,才开始用夸张粗鲁的方式造就的布景式城市和标志性建筑。”

 

　　“教科书上各种建筑样式在中国都可以找到,但是还是千城一面。”王澍认为,这就是城市失去了自身价值的结果。

 

　　在王澍心目中,中国城市应该向南宋的杭州汲取养分。与其他古都有太多的规划痕迹不同,宋室南渡,以已经有城市格局的杭州为行在(临时首都)。“我主持南宋御街历史街区的规划时发现,当时的南宋御街最宽16米,最窄2米,皇帝到最窄的地方只能下大轿换小轿,但是朝廷没有强行利用中央集权大拆大建。”

 

　　“一个大帝国的首都放在风景城市而没有破坏风景。第一次出现了政治不得不适应景观的城市。”王澍把这一变化称作“杭州革命”。“否则杭州就不会被马可·波罗称作‘世界上最华美’的城市。”

 

　　“我们现在过度地自信,是自上而下地制造城市,但是这样的城市不可能成功再现一千年前杭州的景象。”王澍认为,当时杭州的城市模式是以自然之道为价值观的中国城市模式的典型代表。自然之道是指崇敬自然、学习自然,认为自然高于人的智慧。

 

　　今天的中国城市建设能否迎来第二次“杭州革命”?王澍虽然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他自己的答案并不乐观。他认为,超大规模的城市已经积重难返,唯有中小城市还有希望,还可以尊重历史文化和普通人的生活为前提进行建设。

 

　　充满文人气息和家国情怀的建筑师王澍2012年获得了有“建筑学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