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媒体不断有“临时夫妻”的报道。其实，所谓“临时夫妻”的问题早就不是新闻，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曾做过洗脚妹的人大代表刘丽曾公开提到，并呼吁“采取积极的态度去解决”，当时曾引起广泛社会关注。

    在刘丽代表抛出“临时夫妻”话题后，舆论一时鼎沸，有人关注到背后的婚姻与家庭伦理危机，有人呼吁想办法满足农民工的生理需求。其实这都是孤立地看待“临时夫妻”问题。从更宏观的层面看，生理需求只是进城务工人员面临的困境之一，他们面临的困境很多，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子女教育、户口、留守儿童等一系列问题，国家的欠账不少。

    也就是说，中国城市化进程高歌猛进，但进城务工人员的身份问题、权利问题、待遇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使两三亿人口陷入一系列生存、生活和发展困境中。“临时夫妻”成了最新的一个。

    乍一看，农民工“临时夫妻”有悖于传统婚姻伦理，当它大面积蔓延开来，就会积聚巨大的危机。从农民工自身处境来说，“临时夫妻”使婚姻家庭失去稳定。对于社会而言，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一方面城市主流价值观标榜爱情、诚信，一方面城市出租屋中充斥着“露水夫妻”的场景；农民夫妻一方可能含辛茹苦，另一方可能独自寻求慰藉。我们的社会道德、价值观成了“绣花被缛盖鸡笼”，用以指责农民工，是片面的。

    农民工进城了，他们托举起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在国际产业链上，中国只拿到一点辛苦钱，这种价值主要是农民工创造出来的。他们付出巨大，但一系列困境持续至今，而根子就在这个庞大人群的国民地位。盘算一下，这些年，围绕“农民工”，出现过多少动议，诞生了多少话题，有过多少措施，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也不断对国家政策、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课题。

    对于“临时夫妻”，有很多事情可做。作为前提，政府首先必须对进城务工人群的生存状况有基本的调查研究，始能言制定针对性的社会政策、出台救济措施。目前，农民工“临时夫妻”数量是多少、其对社会影响到底如何，除了媒体的猎奇式报道，它在国家、社会、学界都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应与对待。务实一些，比如为农村家庭提供就业培训，增强夫妻同时进城务工的能力，城市廉租房向农民工开放，并且租金可接受等，都可以提上议程。

    时代变革，国家发展，没有止境，城市化迅猛向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还将深刻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工”问题会持久地作为中国的重大问题而存在。农民工“临时夫妻”问题，是农民工问题的一个侧面，除开道德伦理层面，它指向的其实是一个庞大数量人群的生活、权益、尊严和保障，如何在国家整体层面得到照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