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字永叔，自号醉翁，宋朝庐陵人（今江西吉安市）。他的诗文风格独特、清新豪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被贬谪滁州后，深入民间、体察民情，他在《丰乐亭记》中写道：“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问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远。其上则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于是疏泉凿石,僻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散文抒发了他对滁州自然状态的情感，内蕴丰富深刻，那“修既治滁”的实干精神，“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的勃勃生机，其情在于“饮滁水而甘”、“与滁人往游其间”，这种与民为乐的精神正是欧阳修可贵之处。

　　欧阳修出身贫寒，4岁丧父，靠母亲抚育教养成人。幼年时母亲常对他说，你父亲做官廉洁，爱好施舍，喜欢交朋友。他的俸禄很少，常常不使它有余，你父亲说不要让它成为你的累赘，说明父亲对你是有所期待啊。欧阳修父亲去世，没有给家人留下一间瓦房，一垄土地，正是母亲的教养为欧阳修的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自幼勤奋好学，勤于用脑，尤好读书，无所不观，传说他读书有个“三上”的习惯，即马上、枕上、厕上都不放过，可谓见缝插针，孜孜不倦。欧阳修24岁中进士，后官至枢密副使，政治上他支持范仲淹的改良政策，有名的建议十事，就是范仲淹联合他直谏的。其内容除兴修水利外，还包括限制以“恩荫”为官，实际就是反对裙带风，用人要唯才是举，选拔干练人才，严格执行政令等项，结果并未能实现，反而被贬，离开京城，到地方去做官。

　　作为史学家，欧阳修十分重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新五代史》是他编撰的一部史书，记载了自后梁（公元907年）始，经后唐、后晋、后汉至后周共53年的历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史之一。欧阳修通过对历史盛衰过程的分析，反复运用盛衰对比，总结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历史教训。他在《新五代史·伶官传》的序中，大声疾呼：“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意思是国家盛衰的原因，虽然说在于天命，难道不是也在于人为吗？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安逸享受可以使自身败亡，居安思危可以使国家兴盛，这是自然的道理。我们读史，从欧阳修的言行中不是也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