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史书，重温汉初的 “文景之治”，不由让我思索再三。

西汉建朝之后，吸取历史经验特别是秦亡的深刻教训，力推“无为而治”，崇实务本，废除苛政，轻徭薄赋，与民休戚，促进了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这种休养生息政策，通过文景二帝的继承和发扬，使西汉王朝呈现出史无前例的繁荣和稳定景象，国泰民安到了“几乎使刑法无处用”的程度，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发展高峰。

后人对汉初的这段历史从不同角度进行过概括和归纳。南宋文人永嘉先生的论断是“善治者无赫赫之功”，他在宋孝宗赐名为《八面锋》的著作里，称赞这种领导艺术为“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达到了“天下莫能非，后世莫能议”的至高境界。而“善治者无赫赫之功”留给后人的最大启示，便是蕴含其中的“政绩辩证法”。

为官理政，当然要干事。然而如何去干，却有讲究。顺应潮流，深谋远虑，统筹全局，扭住关键，“以四两拨千斤”，便可做到“无为而无不为”。这里的“无为”不是消极懈怠，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最终实现“无不为”目标。如果太想证明自己，急于显示能力和政绩，追求花样翻新造声势，不惜民力上项目，兴师动众搞活动，表面上看似“有魄力”，实质上却在“瞎折腾”。从这个意义上说，“无为”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作为。

古人讲：“大人不华，君子务实。”凡是“善治”的领导者，必然以人为本，求真务实，不图虚名，有建树而不张扬。那些虚张声势的“大刀阔斧”、华而不实的“轰动效应”，其中必存“泡沫”，必然经不起阳光的照射和历史的沉淀。

当然，“无赫赫之功”并不是抱残守缺，因循守旧，得过且过。实际上，汉初在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由于是顺势而为，水到渠成，未留下让人诟病的负面痕迹。可见，要想改革取得成功，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而“大气候”适宜和民众支持则更为关键。急躁冒进或者坐失良机，都称不上“善治”。为官一任要有所作为，但关键是不能有太强的功利之心。求功心切必然违背规律，急功近利就会劳民伤财，结果自然事与愿违。

治政千古事，仕途一时荣。在喧嚣浮躁的时代，做一个“无赫赫之功”的“善治”之官，需要勇气，需要智慧，更需要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