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人喜欢历史。不对，如果是那样的话，人们应该爱看《三国志》而不是《三国演义》。确切说，中国人喜欢历史故事。这一点，陆游早就看出来了：“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

　　古时说书说得好的，柳敬亭，“一日说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空。”（据张岱《陶庵梦忆》）今天说书说得好的，于丹，2007年版税就过千万元，频繁奔波于各种活动中。中华书局也靠着出“于丹鸡汤”而一举扭亏为盈。

　　可作为接受方的读者、观众，成就了别人的辉煌后，自己得到了什么呢？当时于丹刚讲《论语》时，有人说，就算她讲得不对，起码让百姓对经典著作产生了兴趣。几年下来了，于丹的书还是卖得好，可公认的好注本如杨伯峻的《论语译注》还是没人买。老百姓对经典著作还是没兴趣，还是喜欢拾人牙慧。

　　中国人的阅读率一直不高，偌大的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华南、华东，放不下几个平静的读书人。在高铁上、飞机里、排队时，大部分人都是呆着，要么枯坐，要么拿手机玩。极少有人看书，有几个看杂志的就不错了。虽然移动终端也可以看书，可一个平时爱看《读者》、八卦的人，难道换了高档的智能手机就会去看《史记》、《汉书》吗？

　　清代学者最看不上明代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认为明亡就亡在没人扎实求学，全被浮躁的气氛笼罩住了。“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阿房宫赋》）

　　当社会浮躁时，需要的不是推波助澜之辈，而是启蒙清源之士。从这个角度说，我们不要去迎合观众了，该去培养观众了，别再迎合国人不求进步的喜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