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国城市农民工2.53亿，占农村非农就业总量的50.7%，加上0.4亿随迁家属约为2.9亿。如此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要变成市民，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与劳资矛盾进一步凸显，也使打工者的城市生活成本陡然显化，打破了原有“城市低水平工资+农村土地无风险资产=小农基本生计”的社会平衡。

　　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发展，我国已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超过3亿的“中产阶级群体”，约占总人口的23%，并将在2015年后达到5亿以上。这一群体对参与政府治理和维护自身利益有着强烈诉求，进而会对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结构带来影响。

　　面对两大社会群体的崛起，用“城镇化”替代“城市化”战略，既有利于把“新工人群体”集中在大城市的潜在利益冲突，分散到成千上万的县及以下城镇中，也有利于吸纳“中产阶级群体”崛起带来的投资需求，从而缓解社会结构快速演变中的结构性矛盾。这正是进入资源严重稀缺而资本相对过剩阶段后，探寻适合自身发展路径的理性选择。

　　因此，城镇化战略中，政府投资应该主要用于县域经济发展所依托的中心城镇建设，同时高度重视城乡合作与社会融合，高度警惕结构变动引发的各类社会风险。

　　应当看到，在我国3000多个县级单位和3万多个建制镇中，大部分基础设施长期投资和配套不足，特别是在传统农村地区。所以，县域经济与城镇化战略相结合，就是要继续运用“看得见的手”引导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更多投向约1万个县域中心城镇的建设，同时依靠优惠政策，吸引中小企业流向“进入门槛”较低的县内城镇，拉动非农就业与城乡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