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两千多年前，董仲舒在给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中就曾重点分析了当时为什么会“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即政府防止犯罪的法令越多，人们犯罪的数量也越多；政府打击犯法的措施越多，人们犯法的手段也越高明。董仲舒认为，这是因为社会风气已经从根子上坏了。当风气已彻底败坏、当人心已极度糜烂，这个社会只能像“朽木粪墙”一样，愈治而愈乱。因此，董氏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以“正人心”作为最重要的突破口，并从最上层做起，层层向下，波及整个社会。

    那么，如何才能“正人心”呢？董氏提出四条，我结合儒家思想略加分析——

    一是义利。儒家认为国家引导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之一在于辨明义利，不能把“利”字放在首要位置。“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大学》）这当然不是指不需要发展经济，而是指必须在指导方针上摆正义利关系，并以“义”来指导所有的利益活动。用董仲舒的说法，老百姓爱利、逐利本来就像“水之就下”一样本能、自然；如果不能正确引导，而是以利益成就作为衡量人的主要标准或促发展的主要动力，就会在一夜之间形成全民逐利的狂潮，毁掉社会道德的根基。

    二是均寡。儒家认为财富分配公平与否，是决定人心朝向、社会风气好坏的主要因素之一。而财富分配不公，多半是由于拥有特权的人与民争利，导致贫富两极分化。

    三是贤能。移风易俗另一最有效的办法是任贤举能。这是因为在中国人的社会里，上下之间的“风化”效应十分明显。如果在上位的人人品正直、心术端正，自然会对下面的人产生感染力；如果在上位的人人品不端、心术不正，必然会“上梁不正下梁歪”。

    四是养士。人才不仅要靠发现，还要靠有意识的培养。把培养过程制度化，就是董仲舒所谓“兴太学、置明师”。这样做最大的意义之一，是让一批人才通过修习“六艺”树立坚定的信仰，培养健全的人格，掌握治国的本领。

    荀子云：“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荀子·君道》）。这绝不意味着不需要制度建设，更不能代替制度建设。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从人心和风气这个突破口出发，有些制度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因此，在进行制度建设时，不能盲目崇洋、空谈法治；一定要研究中国文化自身的逻辑，认识中国社会的规律。制度建设永远都不错，但是为了制度而制度，不思考制度建设的艰难曲折，难免流于空谈，不切实际。

    “正人心而后正天下。”这是南宋学者陈亮上孝宗皇帝书中所言。事隔800多年，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相信它能对我们反腐败提供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