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元和年间(805～820年),大诗人白居易写下了以《七德舞》为名的著名诗篇。诗中特别强调,唐太宗“不独善战善乘时,以心感人人心归。尔来一百九十载,天下至今歌舞之”。实际上,百姓对唐朝政权的信任,是贞观之治的核心内容之一。贞观时期民心指数之高,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可谓空前。

当时的民心信任

　　唐太宗即位以后,连续三四年遭遇灾害与饥荒,刚刚从隋末社会动乱之中走过来的老百姓,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民生几近崩溃的边缘。然而,唐朝的统治却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牢固地稳定下来,并且迅速迎来了天下大治的良好局面。究其原因,就是老百姓没有把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化为怨气,没有把生活的艰辛归罪于朝廷。只要年成好转,他们就纷纷回到家乡,承担起对国家的各项义务;粮价也直线下降,从一斗米价值绢一匹(约合200文钱)到米斗不过三、四钱;社会治安状况迅速好转,全国一年内判死刑的才29个人。

　　正如唐朝史臣吴兢在其编撰的《贞观政要》中所说,“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在民生艰辛的背景下,唐朝还在贞观三年冬天派出10余万大军,分道出击东突厥,在第二年春天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吴兢因此感叹道:“其得人心如此!”

赢民心的三举措

　　为什么唐太宗和他统治下的唐朝政权能够如此赢得民心?结合贞观初年的治国实践,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关心民生疾苦,心中装着老百姓。贞观二年,关中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接着就是蝗灾。夏日的一天,唐太宗来到皇城的御苑中,发现了蝗虫,顺手就抓起了几只,拿在手上,用咒语般的话谴责起蝗虫来:“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说完,他举手就要把蝗虫往嘴里送。左右的大臣赶紧劝阻。唐太宗说:“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于是把这几只蝗虫都吞吃了,“是岁,蝗不为灾”。与其说唐太宗感动了上苍,不如说是感动了天下百姓,提高了灾区人民减灾抗灾的积极性和战胜灾害的自信心。

　　贞观二年,当唐太宗得知关中地区由于旱灾导致百姓有卖儿卖女的情况后,派遣御史大夫杜淹到关中各地去巡视检查,发现被卖的孩子,就从国库出钱把他们赎回,还其父母。唐太宗敢于把造成自然灾害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而不是怨天尤人,而且采取果断措施,把老百姓的生活安顿好。

　　其次,唐太宗对于享受特权的阶层有着特别的警惕,他之所以取年号为“贞观”,就是要示天下以公。只有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严惩贪官污吏,才能真正赢得民心。

　　贞观六年,右卫将军陈万福贪小便宜,违法多取了管理驿站人家的几石麸皮。唐太宗知道此事后,决定羞辱他一下,将这些麸皮赐给他,“令自负出以耻之”,就是让他背着这些麸皮随行,好叫他长记性。

　　武德九年,唐太宗对于唐高祖大封宗室为王的政策进行了调整,将数十位宗室郡王皆降为县公,惟有功者数人不降。他的理由是,“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

　　第三,严守法度,树立政权的公信力。武德九年,唐太宗下令将那些未满18岁的身体强壮的男子征点为兵。而按照制度规定,只有年满18岁的中男和22岁以上的丁男才能被征点为兵。负责在门下省签署皇帝诏敕的魏徵,根据制度规定拒绝签署这份敕令,多次将中书省起草好的诏敕退回。唐太宗很生气,召见魏徵,加以指责说:那些个身强体壮的青年男子,虽然户籍上登记的年龄还没有到18岁,但那是他们为了逃避征役而故意隐瞒年龄。但魏徵认为,朝廷既然有意要减免百姓的赋税徭役,为什么还要违反制度而继续征点18岁以下的男子为兵呢?在事实面前,唐太宗接受了魏徵的意见,决定放弃初衷,停止征点中男为兵。

　　唐太宗曾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所以他能够听进魏徵的意见,使自己的政策符合制度的规定。他要求国家的政策要以法令为依据。从皇帝到各级官员都要坚守法令,否则就会导致社稷倾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