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ba，汉语是爸爸的意思，俄语是婆子、婆娘的意思。母亲，有的地方叫妈，有的地方叫娘。在先秦时期，周人把玉叫做璞，郑人却把老鼠叫做璞。

　　这些例子说明，虽然每个词汇都有语音和语义，但二者并没有天然的联系。不同民族、不同地方，可以用不同的声音表示相同的意义，也可用相同的声音表示不同的意义。

　　为什么会这样？荀子早就有了正解：“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各种语言的音义关系都是社会约定下来的，约定好了，就不能违反，我们把马叫做马，你就不能管它叫牛。在这方面，真理掌握在多数人手里。

　　学者刘师培在《正名隅论》中讲：“意由物起，既有此物，即有此意；既有此意，即有此音。”人之初，见物起意，因意生音，进而据音定形。

　　古人早就发现，声音相似，则意义相通。东汉郑玄在解释《诗经·豳风·东山》中“烝在栗薪”一句时说：“栗，析也……古者声，栗裂同也。”就是说，古音里，栗字和裂字声音相同，所以栗有裂和析的意思。再比如，这次没有被新版《现代汉语词典》收录的“剩女”，与“圣女”同音，意义上也有联系。在新时期下，女性的独立自主意识高涨，经济地位提升。升之为圣，则无可匹配，自然剩下。

　　对于音义关系有深刻认识的，还得属清代考据学者。王念孙在《广雅疏证自序》中说：“训诂之旨，在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

　　声音与意义的联系既疏也密，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有的词慢慢没人用了，有的词被造出来，有的新词能传用开来，有的新词会被淘汰。但新生的词语往往与原有的词语在声音和意义两方面都有联系，因为任何新词都必然以旧词为基础。古人总结出音近义通的理论，不是没有道理的。

　　一个字、一个词，能否流播开来，是由语言传播规律决定的，取决于社会的认同指数，如果大部分人都觉得某个字词可以表达某个意思，自然就能赋予其生命力，众口相言，不管有没有机构、权威的认可。比如，国家语委曾规定“呆板”念“aiban”，当时有多少人遵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