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有一段名言：大抵人稍存愧疚之意，便是载福之器、入德之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个人“如觉天之待我过厚，我愧对天；君之待我过优，我愧对君；父母之待我过慈，我愧对父母；兄弟之待我过爱，我愧对兄弟；朋友之待我过重，我愧对朋友，便觉处处皆有善气相逢。”反之，一个人倘若“自觉我已无愧无怍，但觉他人待我太薄，天待我太啬，则处处皆有戾气相逢，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这段议论，道理精辟，入木三分，时常玩味琢磨，可使人不懈怠，不骄狂，头脑清醒，永不自满。

而今，随着社会上世俗功利之风的日益浸淫，“愧意”连同良心、廉耻、人格，在一些人那里早已荡然无存。于是，便有人明目张胆地伸手索官要权，仍大言不惭地“表扬与自我表扬”，自称“无愧于组织”。于是，便有人心安理得地贪污受贿而“问心无愧”，总觉得组织上亏待了自己，如今要设法补偿，以“无愧于”自己。有虑及此，我们不仅要呼唤真诚，呼唤崇高，也要呼唤“愧意”的回归。

所谓“愧意”，并非故作矫情的虚伪，乃是一个人的索取减去奉献的余额，是一个人的实际水平与他的职位、职称、荣誉应有标准的距离，是一个人的自我感觉与群众公认历史评价的差异。那么显然，既然人无完人，则在内心深处留点“愧意”，就不仅是主观需要而且也是客观存在。留点“愧意”，就会多一条道德篱笆，伸手要官时就不会那么“理直气壮”；就会多一道心理障碍，贪污受贿时就不会那么“坦然自若”。所以，在很多时候，心中留“愧”，才能常常主动清醒反思、自我警策。倘能坚持不懈，始终以“有愧”之心求“无愧”之境，努力奉献，忘我工作，就能达到保尔·柯察金描绘的那样境界：人生壮丽，无愧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