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是儒家思想以及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关于“君子”意义的阐述，一般都强调孔子作了从在位者到有修养者的改造。不过，《论语》中的许多“君子”特指低于“仁人”境界的、兼具生活理性的有修养者，与一般的相对于“小人”的意义有所不同。

    在《论语》中，孔子讲人生修养有“圣人”、“仁人”和“君子”三个境界。“圣人”如尧、舜、禹等，有至高的政治地位，道德圆满，功业辉煌。“仁人”也就是“志士”，他们没有赫赫的文功武治，但是无私无畏，为民族和社会利益不惜奉献生命，如文天祥、谭嗣同等。而“君子”，也具有道德信仰，能够恪守人生信条，但是还考虑种种现实的因素，权衡利弊得失，不及“仁人”那样具有自我牺牲精神。三者的道德境界，“圣人”最高，“仁人”次之，“君子”又次之。

    “君子”与“圣人”的差异，孔子说得明白：“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述而》）对此，学界也有基本一致的认识。

    “君子”与“仁人”的差异，《卫灵公》篇一段语录也表述得很清楚：“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史鱼是仁人志士，不论政治形势如何，都正直无畏；而蘧伯玉是君子，一旦处于黑暗无道的社会，就隐居起来，明哲保身。从对社会历史的贡献而言，仁人无疑比君子大，更受到后人的赞颂，因而《论语》的这一层“君子”意义往往被忽略。

    《论语》中有关君子品格的表述在许多方面与圣人、仁人不同。首先，君子的形象总是文雅的，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君子需要借助外在的形象获得他人的赞许和社会的认同；而仁人志士并不一定讲究这一点，他们直接透显内在的生命情怀，以质朴博大的精神打动人，形象如何无关紧要。

    君子一般也是博学、有才艺的，讲究礼仪规范。这些也与仁人志士不同，仁人志士以其道德精神和无畏牺牲来贡献社会，知识渊博与否、才艺有否是次要的。而且，他们还往往姿态狂放，不拘束于礼仪规范。

    在社会上为人做事，君子与仁人的道德表现也有差异。他们都要求友情、孝敬、敬事、为政等方面的素养，但是君子的友情和孝敬更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而仁人志士为民族社会的大业可以忽略这一点。君子所敬的主要是职业事务，仁人志士所敬的则是大事业，他们因为大事业可以不安心具体事务。同样是为政，君子也侧重在行政事务上的诚勉，而仁人志士的精神更多表现在国家政治领域。

    作为君子和仁人，最根本的是内在要具备省思、忠信、仁爱、道德的素质。但是君子不像仁人志士那样把仁爱之心扩展到了极限而常常摒弃了一般的礼仪形式，而是在礼仪活动中表达对人的关爱，仁与礼相配相合。君子的道德没有达到为信仰而牺牲的境界，理想也没有仁人志士那样伟大；他们跟现实更近些，考虑怎样做好事，怎样有效果，怎样成为受到尊敬的人。

    显然，从《论语》语录看，孔子对于君子与仁人的境界差别有明确的阐述。他反复强调这一点，应当是出于现实的考虑。那些圣人，实现了内圣外王，是历史道德的符号，高不可攀。仁人无私无畏的境界，也是现实社会中绝少数人才可能做到的。而君子，则社会上大多数人经过努力都可以达到，所以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述而》）孔子倡导君子修养的目的，就是为普通人建立人生的坐标，为全社会设置一个普遍可行的价值原则。

  《论语》的思想给予我们启示：在全社会可以广泛宣传、个人可以普遍追求的目标应该是有关爱他人及社会的仁德之心，也有个人的欲求，有价值信仰，也有生活理性的君子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