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全集》有书札、家书、家训、日记、读书笔记这样一些内容。曾国藩的这些文字，“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值得品读。反复阅读，会终身受用的。　　

    曾国藩生活的时代，是在乾嘉之后，国家的政治已经在走下坡路了。豪强兼并，官吏贪黩，民生益困，百业凋敝，社会动荡不安。而官员们不仅“不肯担待处分”，而且“乐以容忍欺饰为事”。更严重的问题是，军队已丧失了战斗力，八旗和绿营都已腐败得不能打仗，军中费用之奢侈，尤其骇人听闻，平定白莲教的时候，一位地方官侵吞白银50万两，“皆耗于延请将帅之宴饮”。当时的士人被禁锢于故纸堆中，即使佼佼者也只能沉迷于所谓汉学的繁琐考证。

　　曾国藩大致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为人所知。洪秀全等在金田起兵，他还是个侍郎，声望并不高。太平军进兵长沙，他正以母丧丁忧，在家守制。清政府要他帮办团练，训练湘勇，使他有机会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精神理念贯彻到具体的行为实践中去。简而言之，他的政治理想和精神理念就是“维持名教”。日本人稻叶君山说，曾国藩的湘军，并非勤王之师，其目的全在维持名教，实无异于一种宗教军。这种说法显然不了解中国所谓“名教”两字的内涵，其实，忠君勤王就包含在“名教”之中，维持名教，就是尊王。曾国藩笃信孔孟之道，洪秀全既然要废孔教，那洪秀全就成了他的敌人。读他的《讨贼檄文》，骂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这里。

　　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用这种精神组织训练军队，这也许是湘军很能打仗的原因之一。梁启超是非常尊崇曾国藩的，他在28岁的时候检讨自己，就提到偶读曾国藩家书，“猛然自省，觉得非学道之人，不足以任大事。自顾数年以来，外学颇进，而去道日远，随处与曾文正比较，觉不如远甚。今之少年，喜谤前辈，觉得自己偌大本领，其实全是虚伪，不适于用，真可大惧。养心立身之道断断不可不讲”。

　　曾国藩尊宋明理学，却不以学问家名世，他把克己问学的修身之道在日常行为中加以落实。他之不易读，就在于“知行合一”四个字，知是前提，行是目的。人生最大的愿望，立德、立功、立言，所谓三不朽，首先是立德，德之不立，万事皆休。但立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有时是与人的本性不相容的。然而，“顺而率性者愚，逆而强学者智”，这样说来，曾国藩可谓一个智者。这个智，不是投机取巧之智，而是从根基上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梁启超评价说：“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这是曾国藩的可取之处。

    但是，近年来有读曾国藩者，却更看重曾国藩的仕途，惊讶于9年内连升10级的谋略与经验，这是误把曾国藩当作一部升迁教科书，或官场弄权经了。这样去读曾国藩，只会照出自己的渺小，也小看或低估了阅读曾国藩的现实意义。

　　当然，清王朝并没有因为曾国藩而最终得救。但曾国藩在西洋文化汹涌而来的时候，不拒绝，不恐慌，同时，能在本民族固有美德受到挑战和冲击的时候身体力行，竭力撑持，这种勇气和见识仍然让我们感佩。他也有局限，以宗族观念和家乡观念训练的湘军，就成为民国以来军队私有化的滥觞，为封建军阀搞地方割据种下了祸根。足以证明我们的旧礼法，旧道德，也是应该从根本上加以改造和更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