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做官之前为人谦和，平易近人，可做了官以后骄傲自大，目中无人，更有甚者为非作歹，以为“老百姓算个屁”。一旦落马，则痛哭流涕，万般忏悔，一会儿官腔十足地说对不起党，一会儿自曝出身农家。出现这种怪现象，很难说完全在于当初选人不当，更重要的是对已经成为官员者的监督问题。

　　监督官员与监督准官员不同。有好些锒铛入狱者为官不久就腐败了，却边腐边升，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后才发觉了。原因何在？这不是新问题，北宋时仁宗就遇到此类事。天圣年间，工部侍郎李应几贪暴不法被黜，宋仁宗问宰臣：李应几贪污这么厉害，怎么还能高升到现在的职位？宰臣回答道：“应几素无廉节，然监司未尝按举，故累资至此。”宰臣认为：考核不认真。其实宰臣只算说对一部分。李应几之流官位不尊时，还可以认真考核，官大之后谁能监督他、考核他？再说，以考核为名，行打击报复之实的人不是没有，以考核为手段，提升故旧贬斥他人的考察者也不是没有。监督者也会腐败不堪。解决这类难题的方法，古人依然靠官德。于是，培育官德就在一个圆圆的圈子里打转：靠官德！

　　实际上，一个官员有德无德，除了考核的人可以考察，那里的老百姓最清楚。如何选官育德，自上而下的监督之外，自下而上也是一种方法。要使目下监督行之有效，恐怕需要走出宋仁宗的思路，从体制方面开拓道路。

　　清代的唐甄说：“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这段话未必需要全盘肯定，似也不应视为夸谬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