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唐诗、宋词的书籍，这些年出现得不少，所选的诗与词，篇目大抵相差不大，但每位读解的作家，为我们展示的，却是唐诗、宋词的不同侧面。过去有话说“屁股决定立场”，话虽糙了，却点出人的思维与人类生存处境之间的互动关联。

  著名的《华严经》也有“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说法，探讨的虽是终极真理，借用到不同人对同一篇作品的理解和诠释上，依然说得通。

  宋词绮丽，不少佳作又爱以卖弄辞藻为特色，所以虽然时代离今天比唐诗要近，可理解起来，反而比唐诗麻烦。把词中描绘的情节发生背景，置换成当代近似的情境，还真是让当今读者体悟宋词意境的一个聪明选择。毕竟，人同此心——尤其情感上的话题。

  当代的文人里，一度流行过一个说法，说他们最愿意选择生活的时代是宋代。大抵是宋代的皇帝多偏爱文治，而文人辞章里倚红依翠、谈佛论道的篇章为数不少。其实这个说法也不是他们的原创，最早出于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大抵是因苏东坡的境遇感慨而发。二十多年前，我就对林先生这个煽情感慨很表怀疑。一个皇帝频频被蛮族弯刀赶着乱跑的王朝，文人的生活能好得了哪儿去？连皇后妃子都被送到北国当性奴去了，欢乐又有多少比一张纸厚？话说回来，大金和蒙元对赵宋皇室做的凌辱，也不过是重演了一把宋太宗与李煜和小周后的故事。报应乎？NO，是时代！这就像李清照，虽然前半生幸运嫁了赵明诚，但赵氏死后再嫁，也依然落了与朱淑贞同样的离异下场。红颜固然多薄命，但有的时代是会催生更多的红颜薄命的，两宋就是这样的时代，虽说理学还没有嚣张到太过分，女子也暂时还可以离婚、再婚。

  国人千百年读解文人（尤其是诗人），有一大误区：以为他们大多疯疯癫癫，应该是一拨儿的，亲如兄弟。其实世间最恨文人的，往往还是文人。这里面往往有世俗的原因，也有审美的原因，同样还有人性的原因。

  著名放浪词人柳永老师，为求官的事去拜会著名宰相词人晏殊老师，本来想用“大家都是写词的”这话来套近乎，被善于体察皇帝意思（皇帝腻味柳永，认为他三俗）的晏总理冷冷嘲笑了，说老衲虽也偶写点艳词，却从没有写过像阁下《凤栖梧·蜀锦地衣丝步障》里“鸳鸯绣被翻红浪”那么露骨的句子。柳大师唯唯而退，从此安心去做“宋朝的李宗盛”（潘小娴以为柳永是那个年代的林夕、方文山，我觉得评价还是略低了。柳词好起来时，罗大佑勉强能追赶他；表现一般时，绝对是不折不扣的李宗盛）去了。当然晏老师也没为自己落井下石高兴多久，因为他在家宴请宾客，他们家那位未来的著名词人、他半大的儿子晏几道，竟在酒桌上学唱起“鸳鸯绣被翻红浪”，晏老师上前就是一个大耳刮子，总理风度直降800，降成了“厅局级干部”贾政……

  晏殊前后做过几十年太平宰相，他的藐视柳永，很大程度是因为皇帝主子烦柳永，在很大程度上是做给领导看的。与此同时，也不无妒忌的人性因素。柳永的作品虽然三俗，可毕竟在女性和市井中，比晏殊的出名。怎样找心理平衡？只好借助于比三俗还恶俗的官僚架子了。而另一位曾官至“副总理”级的诗人苏东坡，之所以蔑视柳词，很大程度上则是因为创作审美和生活态度不同。东坡的文人气重，所以他不太看得惯柳词中那种有点沉溺现实乃至感官的才子气。他批评秦少游的《满庭芳·山抹微云》里“消魂”一词，用的是“柳词句法”，这背后暗含了文学家在审美上的挑剔。其实同为词人，苏轼很在乎别人眼里“我词比柳七（柳永的家中排行）何如”。而即使是他的幕宾，也未必多么认同，所以才有“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的高论。真知音从来难觅，哪怕是朋友，哪怕是这人吃着你的、喝着你的。

  古今知识分子的可爱与可恨，往往都表现在对概念、偏爱的执著上，这确乎也是没办法的事。

                                                          （摘自徐江的文章《宋词的别样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