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苏轼 其实没那么豪放
(2011-01-22 23:3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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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黄州杨朴御史台刑赏忠厚之至论 |
分类： 旧事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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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是苏轼被贬到黄州当团练副使（没有实权、地位又低的地方武官）的第三个年头。那一年春天的某个上午，一首叫《临江仙》的词，在黄州城里疯传开了：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此词据传是“犯官”苏轼在前一天晚上酒醉后所写。苏轼醉归长江边的临皋亭（苏轼的住地），因为家童已经熟睡，他连门也敲不开。想来想去，苏轼认为这正是逃脱“监管”的良机，于是在吟唱此词之后，把官服挂在江边，重新坐上送他归来的那艘小船，长啸而去了。
黄州知州徐君猷（音同“犹”）听到这些传闻，又惊又怕。他与苏轼私交甚好，但还负有监管之责，一旦走失“犯官”，朝廷必然严加追查，那时他可就担待不起了！于是徐知州急忙带上衙役，亲自跑到临皋亭去查看。刚到门口就听见苏轼鼾声如雷，尚在梦中。徐君猷见状，不禁哈哈大笑：却原来，小舟虽已逝，学士正酣眠!一场陡然而起的风波就此烟消云散。
这场小小的滑稽剧，宋人的好几种笔记都有或详或略的记载，一直被当作东坡居士看破红尘、达观处世的典型事件来流传。但其实，如果真正了解苏轼的思想性格，便不会产生这样的误解。这首词中，酒醉之后发出的“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的感叹，不正流露出他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着人生的际遇与出路吗？
此事过后没几天，苏轼与黄州的几位朋友到州城东南郊区、一个叫沙湖的地方，去勘察田地，准备买来“躬耕垄亩”。当时遇到了大雨，苏轼就又写了一首回忆人生道路、抒发人生感慨的《定风波》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这首词，很多解说者们都称赞它是苏轼历经磨难后所产生的“坦荡旷达人生态度的自我表白”。这没有错，但从词中“穿林打叶声”、“料峭春风”、“向来萧瑟处”等等意象和场景描写中，我们难道没有感觉到，这位文学家在黄州期间，其实时时都在反思自己悲剧性的遭遇和曲折的人生轨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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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大江边的临皋亭和沙湖山路上所回忆和伤感的，就是导致他在湖州（今浙江湖州）知州任上被逮捕、拘押，并被流放到黄州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常有乌鸦栖息筑巢，又被称为“乌台”，是朝廷的最高检察机构。
3年前，也就是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那个骄阳似火的七月二十八日，时任湖州知州的苏轼得知：自己因为曾经在一些诗文中表达不同政见，讽刺王安石新法，已被“乌台”的群小罗织罪名，甚至会被冤枉为讽刺新法的主要支持者神宗皇帝。他们立了案进行审查，马上就要来抓苏轼进京法办。
苏轼深知政治斗争的残酷，于是匆匆办理了告假手续，并将州中事务移交给州通判祖无颇，由他暂代知州之职。刚办完这些事，朝廷所派遣的钦差大臣皇甫遵带着全副武装的京城御史台大兵已经闯进州衙官厅。
苏轼面对钦差行礼，然后开口说道：“我自知得罪朝廷的地方很多，今天一定会赐死。死固不敢辞，只是想求钦差大人同意我回后堂一会儿，与家人告别。”皇甫遵从牙缝里冷冷地挤出一句话：“还不至于如此！”
随后，皇甫遵出示了文书。“拿下犯人，立即上路！”皇甫遵一声吆喝之下，两个凶神恶煞似的大兵立即冲上前去，将苏轼五花大绑，拉着就要走……
后堂苏轼的夫人王闰之带着全家老幼，追赶到前厅来了。豁达的苏轼在这生死离别的关头唯一想到的，是如何安慰自己的家人。他猛然想到宋真宗时，山林隐士杨朴告别老妻的故事：那时有人向朝廷举荐隐士杨朴，说他擅长写诗，于是真宗皇帝在朝堂召见杨朴，令他当场作诗。杨朴推辞说不会，真宗问道：“那你这次进京时，有人写诗送行吗？”杨朴回答道：“只有臣的老妻写了一首七言绝句，‘且休落魄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听了哈哈大笑，知道杨朴无意为官，就下旨放他回家了。
苏轼想到这里，就对王闰之说：“夫人，你就不能像杨朴的老伴那样，写一首诗来送送我吗？”王闰之听了，不觉失声一笑。苏轼也哈哈一笑，然后就势转身，大踏步走出州衙。
苏轼由一位声名赫赫、政绩卓著的地方官员突然变成了镣铐缠身的阶下囚，湖州百姓感到了极大的不平，纷纷失声痛哭，聚集到了州衙外来为苏轼送行。
钦差押着苏轼，快马加鞭往官道上疾驰而去，以便尽快赶到江边，然后坐船奔赴汴京（今河南开封）复命。
苏轼被押送上京，他的家人也受了不少苦！长子苏迈奉母亲之命陪同父亲入京，皇甫遵却不准他坐船。苏迈只好追着船只在岸上徒步相随。而夫人王闰之则带着家人乘船去河南商丘，投奔苏轼的弟弟苏辙。不料刚离开湖州，御史台的老爷们又下令搜查苏家，并派人马沿途阻截。他们追到宿州（今安徽宿州），将苏家船只团团围住。兵士们奉命冲上船去翻箱倒柜，搜查苏轼所写的文字。夫人气愤不过，便把被大兵们翻弄得乱七八糟的残存文稿全给烧了！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在湖州被逮，八月十八日到达汴京。一到汴京就锒铛入狱，直至十二月二十八日圣谕下发，苏轼被贬往黄州，他在御史台的狱中总共被关押了130多个日夜。“八”与“十”在世俗的眼光中都是吉利和幸福的数字符号，但在苏轼那里却似乎变成了灾难的象征！
然而，苏轼天生是一个诗人，是一个只要置身于适合他写作的自由环境中，就要挥毫动笔的人。
不信你看，在汴京，他刚刚被放出御史台监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作诗自豪地宣称，以后还要继续写作：“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到黄州之后，苏轼以相对自由之身，同时又受到赤壁风月的感染，写出了传诵千古的文学名篇《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等，文学创作出现了第一个高峰。两篇赋篇幅较长，现在我们仅来读读这首大气磅礴的怀古词吧：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这首词，思想内涵无疑十分丰富，但从其中对周郎“雄姿英发”的称颂，对自己身世遭遇的感叹来看，苏轼无疑仍在对自己人生道路进行反思与回顾。
在“乌台”诗案之后，苏轼的人生可算是跌宕起伏：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奉诏离开黄州，赴汝州（今河南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子不幸夭折。恰巧不久神宗去世，太后执政，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被打压，苏轼终于得还朝中。但他看到获得权力的新兴势力废尽新法，拼命压制“王党”，又忿忿不平地批评，认为两者不过一丘之貉。至此他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只好再次外调。在这之后，北宋朝廷新旧势力几度更迭。但苏轼却是越贬越远，甚至被贬到了海南，最终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死于北归复任途中。
然而，和命运多舛相伴而生的，却是苏轼的文风越见豁达，从在黄州时的感慨、反思，到后来胸襟高旷、挥洒自如。一代文豪，笔下藏万卷，气势浩然。坎坷的人生遭遇使他创作出了堪称经典的文学作品，这是苏轼不幸中之大幸，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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