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教科书批判热层出不穷，而首当其冲的是语文和历史课本。

    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语文和历史教科书，都担负着叙述民族国家起源、建构核心价值的重任。这并非说教科书就不能反思、不用修改，因为时代在变，观念在变。事实上，从2001年教材的垄断局面被打破后，各地教材内容与时俱进，百花齐放。这之中，也有不少为了改而改，三五年就一大改，唯恐背上“保守”之名，却让不少师生无所适从。其实，保持教材适当的稳定性，与教材改革，同等重要。

　　而且，任何一本教材，难免都有其局限性。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数学课本中，不少与计算新中国成立前地主如何剥削人民有关。再比如，有人指出一些历史课本中，历代皇帝长得差不多，不过是同一头像，换了不同的服饰罢了。这些自然都需要更新、修订。

　　但有一些批评，往往啼笑皆非，甚至别有用心。比如，有的认为《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太暴力太血腥，与法制社会背道而驰，该撤；有的认为朱自清《背影》中，父亲翻越栏杆送桔子，违反了交通规则，该撤；有的认为《愚公移山》中愚公太蠢了，为什么不绕过去呢？有的认为陶渊明是个不称职的男人，老婆孩子都饿着，还死要面子“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之中，固然反映了思想的多元化，但通过所谓一些专家之口和媒体广为传播之后，则流毒匪浅。

　　这些观点不仅丧失了历史固有之同情，而且沦落为庸俗的求证主义、批判主义，瓦解着中华民族反抗精神、独立精神、奋斗精神、亲情伦理等诸多方面的根基。按此逻辑，不少文学和历史，都可以顺理成章地被颠覆：比如李白就是个骗子，谁的白发，能有三千丈呢？

　　如此质疑，不要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