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大约在20岁时就已经开始“仕”——也就是做官了。

    孔子去季氏家里做家臣。家臣就是官。因为，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这个“家”，不是我们今天的人人有家的“家”，而是指一个世袭了很多特权和政治地位的“家族”。从某种意义上说，“家”就是“官府”，季氏当时是执政，他的“家”，就相当于鲁国的“政务院”，阳货这样的首席家臣，实际上就是“政务院办公厅主任”。那么，孔子去季氏“家”做“家臣”，也就相当于去鲁国的政务院做公务员了。

    孔子在季氏的政务院至少做了两任官：委吏和乘田，一直到30岁左右。按说，孔子在政务院做了十年官，要政绩有政绩，要资历有资历，要人缘有人缘，等待他的，就是升迁。可就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十五岁就“志于学”的他，为了自己的“学”，也为了辅助别人的学，为了自己“明明德”，也为了“亲民”（朱熹解释为新民——也就是教导人民），他突然辞职，租几间民房，招几个学生，做私立学校的校长兼老师了。

    放弃高官厚禄，去从事私人教育，我们见过这样的“官迷”吗？从此以后，一直到50岁，20多年的时间里，孔子就安心地在他的学校里，和学生们一起，琢磨“小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切磋“大六艺”，诗书易礼乐春秋；讨论仁、义、政治，讨论成人、君子、小人，讨论出处穷通。心无旁骛，任时光流逝，青春不再，暮年到来。我们见过这样的官迷吗？

    此时，鲁国的政治状况愈加令人担忧：一天天衰落下去的国运，强敌环伺；一天天混乱下去的政局，贼臣弄权。这时，孔子出山，挽救国家，已成朝野的一致吁求。于是，有贵族责怪孔子：“子奚不为政？”——你为什么不出来从政？孔子一笑，说：“《尚书》上讲：‘孝呀，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把这种风气推广到政治上去’，这也就是从事政治呀，为什么一定要做官才算从事政治呢？”

    甚至，最为可笑的一幕出现了：那个曾经把17岁的孔子从季氏家宴中赶出来的阳货，此时挟持了鲁定公、季桓子，从而把持了鲁国大权，他也逼着孔子出来做官，还上演了一出“送礼逼人回访”，威逼孔子做官的活报剧。

    阳货倒台后，鲁国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动荡，急需有人来收拾残局，收拾人心。这时，孔子出山了。从51岁到55岁，四年时间，孔子从乡长做起，一直做到司法部长，公安部长，最后，甚至被季桓子任命为他的助手，相当于政务院副总理。在那样的时代，在鲁国这样特殊的国情下，这已经是士人做官的顶点了。

    可是，就在官运如此亨通之时，孔子又不干了！他离开鲁国，以五十五岁的高龄，坐木轮车，走坎坷路，周游列国去了。14年间，他去了7个国家。又有人说，孔子是去找官做。这在逻辑上就不成立：如果要找官做，他何必离开鲁国？在鲁国他不是做得好好的吗？有这样不会做官的“官迷”吗？

    他周游列国14年，按他的资历和能力，要做官，也唾手可得。为什么不做？还是一个原因：他是原则第一，正如他自己所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这样的人，如何能混迹于官场，又如何能是一个官迷！

    孔子“君子不器”的主张，就是对传统儒和士的否定，是新兴儒和士的道德宣言。钱穆先生亦指出：“惟自孔子以后，而儒业始大变……惟孔子欲其弟子为道义儒，勿仅为职业儒。”

    所以，孔子不但不是“读书做官”传统的开创者，恰恰相反，是“士”而“仕”传统的终结者。无论是“学而优则仕”还是“仕而优则学”，士的核心使命和定位都是“学”，而不再是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