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君子”，从字面上看，由“君”和“子”两个单字组成。

    “君”，按《说文解字》：“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古文象君坐形。”段玉裁注云：“尹，治也”；下面的“口”，表示发布命令。因此，“君”的本义应为发号施令的统治者，包括“国君”以及“家君”等。

    “子”，在古代是对男子的尊称。其本义是“初生”，故后来借用为阳气初生时的时间单位——“子时”。“子”后来也泛指后代，包括儿子、子女和子孙等。

    “君子”合起来指“君”的后代，当时是一种尊称，意为居于社会上层的贵族阶层成员，突出的是其“位”，是当时的“在位者”即统治阶层成员的通称。

    孔子的贡献，在于对“君子”内涵进行了重新的界定，使之成为既有地位又有品位的专业管理者。孔子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耕者，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因此，当他的学生樊迟请求学种庄稼，孔子回答说：“我不如老农民。”樊迟又请求学种蔬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

    那么，居于上位的“君子”，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位呢？据《论语·宪问》记载：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耕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孔子这里在对南宫适的称赞中，明确把“君子”与“尚德”联系起来。“君子”者必“尚德”，“尚德”者必“君子”，“尚德”就是君子应该具备的内在本质，应该拥有的高尚品位。

     因此，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必须具备“尚德”的品格，做到“德位一致”，这就是孔子界定的新型“君子”。萧公权先生指出：“（君子）旧义倾向于就位以修德，孔子则侧重修德以取位”。

     在《论语》中，孔子提出了四个可以称之为“君子”的榜样。第一个是尚德遵道的南宫适（南容）：“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论语·宪问》，参见《论语·公冶长》)第二个是推行道德教化的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论语·公冶长》)第三个是实行德政的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第四个是遵道而行的蘧伯玉：“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在这四位被孔子所敬重的“君子”中，前两位是孔子的学生，属于“修德以取位”的一类；后两位则是在位的官员，属于“就位以修德”的一类。这些人，为孔子所致力于培养的“君子”的目标，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型。

    至此，我们可以归纳孔子对“君子”概念的创新及其价值所在：第一，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其基本含义是有位有德的管理者。第二，孔子把“尚德”引进“君子”的内涵，打破了传统贵族依赖宗法血缘关系对国家管理职位的垄断，为平民参政大开方便之门，是孔子的伟大创建。第三，孔子所界定的“君子”，具有两重属性：一方面，“君子”是社会的管理者，必须承担起社会管理的职责；另一方面，“君子”又是理想人格的化身，应该成为社会大众的道德楷模。今天，我们在用“君子”人格进行道德建设的同时，适当回归“君子”的原本内涵，特别是其中的第一重属性，这对于提升社会管理者的道德水准，建设更高水平的现代政治文明，依然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