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去拜访一位学界前辈。她家有一个大大的院子，虽处闹市之中，却无喧嚣之音。窗外是粉色和白色的花树，伴着微风，淡淡的花香飘入屋内。稚女在宽敞的书房里跳跃奔跑，不时俯身看猫咪在地板上打盹儿。大人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没有固定的话题。相谈良久，几乎是同时，师长和我抬起头，相视一笑，“这不就是休闲吗”？作为研究休闲的同道，彼此深知，各自都少有这样的闲暇时光和悠然之态。这仿佛又是人生的悖论——十年间，在研究休闲的路上执著行进，不觉中却似乎离它愈来愈远了。

　　尽管有人把六艺视作古代先人们的休闲活动，有人从《说文解字》里寻觅“休”、“闲”二字的注解，有人到老庄哲学那里追溯国人休闲精神的根源，然而不得不承认，“休闲”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不过是近十几年的事。面对由两个熟悉的汉字组成的这个新词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和理解：普通百姓寻找的是琐碎日常生活之外一些温暖的释放，富人豪客们热衷的是常人不可企及的奢华消费，嗅觉灵敏的商家看到了真金白银的商机，媒体发现了吸引眼球的新鲜词汇，学者们则皓首穷经试图从中提炼出一些学理规律来。先不说是非曲直，对于一个社会的发展而言，这总是可喜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倡导劳动光荣、工作至上的民族来说，关注休闲、学会休闲，又有着格外深远的意义。

　　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们以惊人的“中国速度”实现了经济发展，并践行着强国之梦。然而，在“国强”之后，还有“民富”，还要实现“民乐”。而民之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大众能否平等地拥有休闲的权利，能否充分地享受到休闲的乐趣。

　　2000年前，亚力士多德就发出感慨：“只有休闲的人才是幸福的。”后来的哲人罗素也说：“能否聪明地休闲是对文明的最终考验。”休闲是社会发展的指示器，标志着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当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经济获得发展之后，便需要思考如何通过休闲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作为国内最早研究休闲的人，师长常用“以欣然之态，做心爱之事”来形容她所理解的休闲。我们似乎也可以做这样的畅想：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确保所有劳动者依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不再为衣食住行而身心焦虑；身处水泥森林之中的人们能够随时找到一个去处，放松身心而不必担忧腰包不鼓；农村的孩子可以和城里孩子一样获得各种教育，并享有丰富的文化娱乐；残障者能够自由地在公共空间里与健全人分享业余爱好所带来的乐趣；学生们不再为沉重的书包所累，有更多的时间在球场上释放青春的能量。当普通大众都能够“以欣然之态，做心爱之事”之时，或许就可以说，我们在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之后，真正地迈入了“休闲文明”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