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记者又想让我‘放炮’吧？”当我颇费周折地联系到一位与崔永元相熟的朋友，他这样转达了崔永元对记者采访的顾虑。确实，不时见诸网站、报端的“崔永元炮轰某某”的新闻标题和多次改头换面的“误传”，让崔永元有理由对记者保持距离。相比这些新闻噱头，笔者更感兴趣的却是这位央视“名嘴”近来游离主持人之外的诸多新身份：新建成的私人电影博物馆馆长，两会期间被网友评为“最受欢迎政协委员”以及持续8年、投入大量时间精力的“口述历史”收集工作。

  为什么不“专心”主持工作？如何面对毁誉参半的各种评价？曾经的重度抑郁症怎么样了？带着疑惑，难免有些忐忑，我来到崔永元的私人博物馆，在等待了3个多小时后开始了这次访谈。相比之前的谨慎和抗拒，采访中的崔永元可谓知无不言。一个公众人物能如此袒露自己的真性情、疾患以及对社会乱像的忧虑，是极少见的。

  “小崔”的半个工作日

  下午2点多，一身黑色休闲装的崔永元现身自己的电影传奇馆。开张3个多月的馆内还残留着装修油漆的味道，零星的几位游客专注地欣赏着老电影画报，并未发现这位低调装扮的央视“名嘴”。

  眼睛还有些浮肿，面色也略带疲倦，崔永元快步走到布置好的摄像镜头前，开始下午第一项工作——为《人物》栏目录制介绍杨澜的资料。“最早认识杨澜，还是坐在家里看电视，就觉得她特别好看。”戏谑的话语配上招牌的歪嘴一笑，气氛顿时活跃起来。镁光灯下的崔永元一扫疲态、畅谈起杨澜在电梯里魔怔般练习主持词，超强工作中仍然永远年轻的状态等细节，最后还不忘调侃下自己：“后来杨澜听说我去了央视，就调走了。”采访的记者十分钟就满意收工，赞叹道“都是‘干货’”。

  紧接着，崔永元接待了一批来参观的日本客人，自然担任起导游的角色。每件展品背后的故事他显然都了然于心，典故随口就来：刘三姐最早的名字是刘三妹；《英雄儿女》改编自巴金小说，电影主角王成在小说里不过寥寥几笔……妙语连珠，搭配着恰到好处的冷幽默，正是那个被观众熟悉的“小崔”。兴之所至，他一跃上了放映台，兴致勃勃介绍起最得意的展品——松花江放映机5566，可以连放两部电影拷贝的先进设备。到了“电影库房”展厅，面对一屋子拍摄电影的老道具，崔永元不由绽出笑容，“我小时的梦想就是能溜进这么一间电影仓库，进去偷点儿什么，现在没事儿还会蹑手蹑脚地走进来，悄悄拿起个什么，把小时候的梦圆了。” 正像敬一丹形容的，“他心里还有一面是没长大的小孩儿，特别天真。”

  一口气没歇，崔永元又坐到笔者对面，开始长谈，聊主持的节目，倾注心血的“口述历史”收集，将电影传奇馆开遍全国的梦想，还有自己的抑郁症，对女儿的溺爱……幽默、戏谑的底色上，是超乎想象的平和，面对节目时间屡次调整等敏感话题以及负面评价都从容应对，与近年来在媒体上不时“炮轰”、动辄拍案而起的激愤形象相去甚远。对此崔永元苦笑道：“现在看一些报道、留言，有时都很难意识到是在说我。”

  采访中，一位崔永元10年未见的老同事一直静静听着，结束时他不由感叹：“小崔一直没变，就是更宽容了一些。”

  接下来，除了要和这位老同事商谈事情，还有另外一拨访客在等待着。半天儿时间，崔永元只在连轴地谈话间隙喝了点儿水，“抱歉，让大家都等着，但我一周只能抽出这一天处理各种事务，要不‘正事儿’都没时间干了”，他有些无奈地解释道，渐暗的房间里，崔永元的脸色更加疲惫了，声音也嘶哑起来。

  “口述历史”收集者：别的我都可以放弃

  记者：您的“口述历史”收集现在的进展怎样？

  崔永元：我和团队从8年前开始做这件事，现在采访了3000多位老人，制作了200万分钟的“口述历史”音像资料，收集老照片100万张。这不是我个人的，而是整个民族的记忆，内容涉及老电影、外交史、战争、中国留学史，社会重大历史事件等。我们现在有四队记者同时进行，未来的目标是做成中国口述历史博物馆。

  这是非常紧迫的抢救性工作，因为当年的老人陆续地走了，有人都约好了采访时间，但还是没能留下记录。像我们去日本采访了《望乡》的导演熊井启先生，节目播出的那天他就去世了。现在还面临一大困难：第一批使用的磁带已经到了8年，必须尽快翻录成数字带保存。

  记者：您讲过，后半辈子主要精力都会放在“口述历史”上，为什么这件事这么吸引您？

  崔永元：这个很重要，但我说得太多都招人烦了。现在好多时候跟人谈事儿，要先问你，这能出名么？要么能赚钱么？如果都不沾边儿，就认为是无意义的。而我干的“口述历史”就是这样一件事。但我想说，“口述历史”是在帮助我们民族出名，没有历史的民族谁会尊重你！能赚的是祖孙万代都可以去享用的财富。

  对我个人来说也是收获特别大，看了听了“口述历史”的资料以后特别受感动，因为我是一个一点儿委屈都不能受的人，但这三千多人，随便一个受的委屈都比我大，家破人亡的都有，但他们都挺过来了，而且非常乐观豁达。这也改变了我做人做事儿的态度，我以前是特别容易愤怒的一个人，听了心特别安静，沉得住气。这八年可以说比过去做主持人最风光的日子还要充实得多。

  记者：您怎么看待口述者不自觉的屏蔽、夸大某些细节，甚至有时候是自己都信以为真的记忆误差。

  崔永元：这种情况100%有，它就是口述历史的特征，反过来说官方修的史，司马迁修的史就那么可信？一样有不确切的地方，带有个人色彩。这恰恰给历史研究留下了空间。从好的方面说，是每个当事者在特定阶段的经历与感受，可以作为正史的有效补充，从一个侧面、细节、瞬间、状态，尽可能地接近真实，在这个层面上“口述历史”上更值得信任。

  记者：八年来花费了一亿两千万，现在又面临磁带必须更新的问题，“口述历史”短期内又是没有收益的，怎么办？

  崔永元：我不能老面临资金上的困难，现在对我来说，别的所有事都可以放弃，甚至想过不做主持人，学着做生意赚钱。但比较苦恼的是被采访者的认同，你是中央电视台培养出来的主持人，你一定值得我们信任。如果被采访者不论我什么身份都信任我，我明天就可以去经商。现在主要是依靠一些朋友的资助，我们也在寻找一些商业合作的机会。

  记者：您之前拒绝过很多商业活动，现在会想通过这种方式筹一部分资金吗？

  崔永元：只要我还是主持人的身份就不会。我1996年进入中央电视台，从没参加任何商业活动。其实我偷着参加也行，就是不为“口述历史”，自己挣点儿钱也行。但新闻类的主持人不参加商业活动，这是国际惯例，就是为了保持你的公信力。

  我的性格是一旦认可一种规则，就一定会遵守。可能从小在部队大院儿长大的，那里当兵的什么个性，多调皮都有，但你看部队出任务，绝对军令如山，我也就养成了这种规则意识。诱惑当然有，最多一次100万，哗！一箱子堆到面前，我觉得就跟抽烟一样，这个上瘾更快。上瘾你就干不了正事儿了，整天想着哪还能捞点儿钱，一些同行儿甭说楼盘剪彩，夜总会演出也愿意去。

  主持人崔永元：我反对娱乐至死

  记者：和晶曾这么评价过您的主持生涯：“从小的英雄梦想在《电影传奇》里完成了；青年的机智、简单都给了《小崔说事》；中年后对社会的忧患在《实话实说》里早就开始了。

  崔永元：和晶理论水平比较牛，对我来说就是六个字“干一行，爱一行”。这段儿干这个就琢磨这个，废寝忘食、失眠、苦闷，都是这样。

  说到主持风格，我觉得现在更自然，一是有了现场经验，人也到岁数了。《实话实说》大家评价那么高，完全是因为那时候少，现在回过头来看早期的节目，我觉得哗众取宠的因素特别多，就是表现自己多幽默，表现自己多机智。我挺喜欢《小崔说事》的状态，我可能一晚上坐在那儿，都没几句话，但能让嘉宾滔滔不绝地说话。当一个被采访者愿意掏开心窝子谈话，就是采访者最大的成功。

  记者：您曾在采访中谈过，做《小崔说事》只用了不到30%的功力？

  崔永元：一是现在要做的事儿太多，“口述历史”就占据了我很多精力，二是《小崔说事》是演播室的谈话节目，我做了这么多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重复，包括采访对象类型，谈的话题类型，都是在重复，已经有了一个熟练过程，就不需要像一开始投入那么多精力。

  记者：在国外来看，谈话节目往往占据最黄金的时段，可以说长盛不衰。您为什么不多投入一点儿，让节目呈现更新的面貌。

  崔永元：最关键的不是精力能解决的，谈话节目最关键的是话题。我们现在能说的太少，谈话空间实在有限，这是限制节目发展的瓶颈。如果谈话节目只是让观众看到形式翻新，何苦不去看娱乐节目。关键是话题内容、敏感度，各种原因不能实现，我也不能左右。

  记者：新节目《亮相》已经在中央一套亮相，这是怎样形态和内容的节目？

  崔永元：播出的是第一期样片，现在各种首映式、首演式很多，这都需要一个平台。我希望能有一些特殊群体的亮相，所以样片就选了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博士们，给观众看他们怎么走模特，怎么模仿迈克尔·杰克逊，但更重要的还是讲他们的奇思妙想怎么来的，他们的个性、工作状态等等。有娱乐的形式，但还是要有文化内涵，这是我做电视节目的最低标准，不能纯娱乐。

  纯娱乐我也能做，像我们评论部开年会，我有好多招儿，热闹极了，这个非常容易。但你面对公众，作为媒体平台来传播的时候，就要考虑一定的教化功能。尤其是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电视台就担负着这样的任务，因为你不是一个商业的电视台，为了生存，可以怎么挣钱怎么来。平台不一样，就是台里不管我，我肩头也压满了责任。

  记者：现在似乎是综艺节目的春天，各地卫视的竞争特别激烈，娱乐化的手段可以说趋向极致。您从最早就反对电视娱乐化，怎么看待时下的电视现象？

  崔永元：你这问题非常好，我好好回答一下（坐直身体，神色凝重起来）。我从来没有反对过电视娱乐化。这是媒体误传。我反对的是全盘娱乐，就是你打开电视，除了娱乐没别的，这我坚决反对。一窝蜂地干什么都是不可取的，本来社会就是有分工的。电视平台、电视频道也是有分工的，如果现在所有人脑中就“娱乐”两个字，那一定是病态。明确地说我反对的是娱乐至死，全民狂欢。

  馆长崔永元：还原儿时的梦

  记者：介绍一下电影传奇馆的特色吧？

  崔永元：从最开始就希望这里能有和公共博物馆不一样的氛围。总的想法就是有些人情味，亲切感，像我们的展品大都是开放式摆放。参观者能亲身感受各个年代放映机、取景器、老道具的质感，一些道具如《三枪拍案惊奇》的大炮，你坐上去拍照都没问题。逛累了可以在大厅里休息，喝喝茶，提前预约还能看场电影。

  记者：展品大部分敞开摆放，据说三个多月就损坏了5件？

  崔永元：比较珍贵的还是用展柜保管起来，更珍贵的我还没拿出来给大家看呢。现在也是用这种方法试验展品开放性的可行性，如果以现在这种速度损坏是挺让人伤心的，因为很多东西都找不到第二件。

  记者：做《电影传奇》是圆童年的梦，包括您做电影传奇馆里那个“电影仓库”也是圆梦。很多人成年后可能就淡忘了童年的梦想，为什么您那么认真要实现呢？

  崔永元：人在各个时段都会有梦想，其实成熟的梦想不一定是你真正的梦想，反倒是年少时青涩、淳朴的梦想是最美好的梦想，我就想把它重新拾起来。

  记者:私人博物馆的运营一直是比较艰难的，像传奇馆现在是免费参观，每月水电费高达四万元，您还在计划开很多分馆？

  崔永元：我希望接下来能够自负盈亏，私人博物馆里可以有各种功能。公益的这个我已经建成了，现在四川已经谈成的那个可能就要收费，青岛的也马上开工了。馆内面积估计不会都这么大，主题也会更鲜明，比如就是美术电影馆、战争电影馆这样，观众看起来，理解起来更容易。

  记者：您现在常给人一种怀旧，回顾的姿态，包括您喜欢老电影，这么投入地收集“口述历史”，有批评您沉迷在“过去”中？

  崔永元：我不相信会有这样一个人，就觉得过去吃糠咽菜特别好，这种看法是误解了我们工作的初衷。现在往往用种简单粗暴的方法将过去的时代说得一钱不值。我要告诉你那个时候好在哪，优势在哪。像我们上世纪30年代电影的商业化程度，是当下没法比的。我们的老电影曾经在北美是有份额的，现在中国有吗？我是想把过去做得好的地方，老人们的艰辛、不容易告诉大家。

  政协委员崔永元：

  我比较有个性

  记者：您在网上被评价为“最受欢迎政协委员”，什么感想？

  崔永元：可能因为我算是明星委员里声音比较大的，受到关注多一些。其实在我所在的无党派组，组员每个都很厉害，在听小组发言时候就像是在北大、清华听课，极有收获。大家都敢于讲真话。可能媒体对他们不太熟悉，所以报道就比较少。

  记者：您两会时的发言涉及高房价、服务性政府、教育等各个方面。有人就评论作为主持人负责文艺圈儿的事儿就行了，再说您弄得清楚别的领域的问题吗？

  崔永元：我之前讲过政协委员要胆大、谨慎，胆大就是要敢说；谨慎就是要有充分的调研，不是乱发言。今年我的提案就是建议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专款专用，指定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我事先花了很长时间去调研，去美国、香港、包括中国的一些二线城市，保障住房和商品房两个市场，我都找总经理去谈，拿到了所有具体的数据。我现在正在做一个新的调查，关于药价的问题，我一定在明年两会前搞清楚，为什么药价会这么高。这只是我的个性为之，不能算什么优势。

  记者：网上对您的评价也经历了变化，从前几年爱较真儿、自我炒作啊等非议，到现在“社会良心”、“最有责任感的名人”等赞誉，您怎么看？

  崔永元：肯定有压力，因为网络就怕群体认同，当年网络都说我是一个“炮手”，现在又众口一词说我好，可能“棒子”很快打下来。起落我都经历过，最好的表扬经历过，最难听的咒骂也听过，现在无所谓了。现在看一些报道、留言，有时都很难意识到是在说我。

  记者：两会时有段儿新闻挺有意思，您和陈道明一起出现，他是长风衣，特别有范儿，您还是生活里这样，毛衣加休闲裤就去政协开会了。

  崔永元：（不好意思摸了下头发，随即正色道），那应该是小组会，可以这样。我觉得即使开幕式我穿得休闲又怎么了，两会的仪式感有那么强吗？我真的不认为，这是办正事儿的时候。不是什么仪式，你别管我穿成什么样，你听我说的怎么样，在不在理。再说陈道明那么穿对我有好处，我们可以形成反差。（笑）

  “病人”崔永元：

  我已经痊愈了

  记者：作为公众人物，为什么会选择将抑郁症病情公之于众？

  崔永元：我没有预见到后果，最早是在《艺术人生》栏目披露的，之前也没想要说，就是谈谈睡不好觉就得了。但就在上台前了解到上海主持人曹可凡的父亲就是得抑郁症自杀了，他非常难受，现在说起来还流眼泪。就那一刻，我意识到应该把这个说出来，因为抑郁症病人自杀和别的自杀还不一样。自杀是他的一个前景规划，比如他今天的计划就是：吃饭、接受采访、自杀，是并列的，并不是想象的那么撕心裂肺、痛哭流涕，这就是病态的表现。我本意是想告诉曹可凡，对他父亲来说，这个选择没有那么痛苦，不要成为一个心理负担。

  记者：现在“抑郁”这两个字也成为您的标签，可能常常有人询问病情，您习惯吗？

  崔永元：我一点儿不反感。因为在我披露抑郁症之前，这是见不得人的，神经病一种。有位精神卫生专家就说过，崔永元在公共场合袒露自己有抑郁症，比卫生部拨一亿元来宣传还有用。我发现这之后得抑郁症的人明显多了，其实就是浮出水面了，医院也反映去看病的多了。大家开始觉得这病没那么丢人，社会本来就不该歧视。不管什么病，病人都应该受到爱护。

  记者：您的抑郁症好转了吗？我刚看到一份杂志上的数据，职场上抑郁症患者高达31%，怎么看时下越来越多的抑郁群体？

  崔永元：这个数字一定是错误，如果是抑郁症，肯定没这么多，抑郁症和抑郁状态是有区别的。抑郁状态每个人都会有，家里亲人故去，工作上有压力了，你表现出抑郁或是焦躁都是人的正常反应，这在医学上叫应激反应。如果到抑郁症，就是没有什么事儿刺激你，你也不高兴。

  我现在应该是痊愈了，抑郁症千万不要相信自我调整，如果在抑郁状态时可以通过心理咨询师，朋友调节一下，帮助你减缓压力。但你是“症”的时候，一定要去看病求医，现在医学非常发达，有专门治疗这个病的药物。

  记者：之前看过很多有关您的报道，感觉上您脾气有些暴躁，但今天谈话中您对很多事情的宽容度很让我意外。

  崔永元：大家误解我了，我的对象感非常强，我的愤怒往往针对机构和部门，对个人是很宽容的。我最烦的就是有关部门不作为，也因此愤怒得不行。我还揪过一个警察的领子，就是因为他不作为。我的理解是你在这个岗位上就应该为人民服务。每个人的个性差异无所谓，比如你不想长跑，不跑就不跑呗。但社会的运行就是靠着各个机构尽职尽责，如果法官贪赃枉法，交警胡来，社会就会乱，看到这些事儿我就受不了。

  记者：前一段儿的新闻题目还赫然写着崔永元炮轰央视春晚，好像一般有您的言论出现，就会冠以“炮轰”、“抨击”的字眼。

  崔永元：我原话是讲这是商家和艺术家的博弈，如果大家都看出来你植入广告了，就说明你手法不高明，商家赢了，是艺术家的失败。但有的媒体就会加上“炮轰”字眼，其实我说这话的时候一点儿火药味都没有，以前的很多言论也都是用心平气和的方式说，语调都不高。

  记者：您现在失眠的毛病怎么样了？

  崔永元：还是每天想事儿到天亮，现在已经不能叫失眠了，而是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就是凌晨睡，中午起，下午开始做事儿。我的生物钟估计跟大洋彼岸的奥巴马一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