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谱名”的问题。尔龄兄文中说：“周作人说樟寿是谱名，我们知道谱名是固定的”。周作人似未说过“樟寿是谱名”，他只是说：叔祖“觉得子弟进学堂当兵不大好，至少不宜拿出家谱上的本名来”，因此就改了名。这“家谱上的本名”并不是谱名。“谱名”是依据家谱的规定取的名，每本家谱常常在序言中有几句激励子孙的话，它就成了一代一代子孙取名的依据。鲁迅家这一族，到十一世编成《越城周氏支谱》，到十二世时的光绪三年（1877年）才以木刻活字印制20部，编号分送各支族长保管。十二世的周介孚在北京一直没有见到过《支谱》，就给长孙取名樟寿字豫山（后改豫才），寓“豫樟”为“栋梁之才”之意。樟寿不可能是“谱名”。经我查考，鲁迅这一族，从逸斋一世到鲁迅兄弟们十四世，没有一个人是有谱名的。这些情况周作人当然是知道的。顺便说一句，谱名的谱是固定的，但谱名如不理想，当然也可以改。
    二、关于“号”和“别号”。查《辞海》《辞源》《汉语大词典》《当代汉语词典》可见：“号”的释文中又称为“别号”，“别号”的释文中又称作“号”，可见“号”和“别号”是同一含义的不同称呼。周作人把鲁迅的字豫才称之为号，恐怕是不规范的。过去我也想当然地以为：一个人有号，大概还有别号，现在知道了号与别号实际是“同义”，可能是因号有别于名与字所以才又叫别号的。尔龄兄说：“号大抵只用两个文字，别号因其随便，字数亦随便。东坡居士是苏轼别号，转而为号，只割取前半，人们称之为苏东坡。鲁迅无号，只有别号。”这样的划分号，不知是否吾兄的创见。像老残、醉翁、憨仙等自称或他称，以“随便”的标准，似应属“别号”，但根据“只用两个文字”的标准，却又应属于“号”了。如果号与别号确是同一回事，那“鲁迅无号，只有别号”的说法恐也不能成立。
    三、关于鲁迅何时有“字”。尔龄兄说：“名，当然一生下来就由父、祖给他取，字却不然，所谓‘幼而名，冠而字’，一般要在冠年有字……鲁迅未冠而字，是在总角之年，并非刚生下来就命字，当可知也。”尔龄兄知识渊博，提出“冠而字”的说法，为探讨鲁迅的名、字、号，指出了新思路。《礼记·曲礼上》：“男子二十，冠而字。”又《檀弓上》：“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按照周道，冠字是人生的重要一站。人到二十岁，已是能当爸爸的人了，朋友之间就不能再呼其小名，而应该称他的字，因而成年加冠时如还没有字就应取一个字吧。如果我这样的理解不算大错的话，那么“冠而字”应该是说人到二十该称他的字，但并不是说人非要到二十岁才可以取字。鲁迅到底是何时才有字的呢？尔龄兄说“鲁迅未冠而字，是在总角之年”，有何根据呢？大概因为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的《名字与别号》一节中说：鲁迅名樟寿，“号曰豫山，取义豫章。后来鲁迅上书房去，同学们取笑他，叫他作‘雨伞’，他听了不喜欢，请祖父改定，介孚公乃将山字去掉，改为‘豫才’。”尔龄兄可能从这段话以为鲁迅的字是“上书房去”时才取的，所以说“是在总角之年”。其实，祖父在给他取名樟寿时，就定字为豫才，否则怎么能说“取义于豫章”呢？难道会先取名，二十年后再取字，这“取义于豫章”的悬念的时间实在也太长了，长得有点不合常情。其实，周作人、周建人的名和字，也都是“一生下来”就由祖父同时命定的。三孙名松寿、字乔峰，乔是包括松在内的大树，古代以“乔松”指栋梁之材，寓意与长孙的名、字是同一思路。如果字必须冠年才取，可在周建人还不到二十岁的时候祖父已乘鹤西去，那字该由谁来取呢？实际上乔峰之字也早在使用了。
    鲁迅的名、字、号，其实是简单而明确的，即：名樟寿，后又名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青少年时自号戛剑生、戎马书生、会稽山下之平民，多少是兄弟间玩，并未行世；一生自取迅行、鲁迅、何家干等数十个笔名，大都已录入2005年版鲁迅全集笔名索引，但漏了一个“树”。对待鲁迅的名、字、号，应规范化，应还以历史的原貌。在这一点上，我和尔龄兄的意见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