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农业社会，人类应对自然变化的能力较差，大气温度每次变冷转暖，都会引发人类社会大规模的动乱、战争和民族迁徙。

　　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人类文明的兴起与衰落、战争和浩劫，以及重大科学发现和文化成就的取得，除了我们看得见的人为因素以外，冥冥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有气候的变化。

　　农牧之争背后的“天意”

　　对古代中国而言，气候在温暖期和寒冷期的转换，往往决定着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实力的强弱对比和农牧分界线的南北飘移，由此引发或加剧民族冲突，进而决定中原王朝的兴替。

　　以魏晋南北朝为例，当时气候变化正处于秦汉、隋唐两个温暖期之间的寒冷期，在公元400年前后温度最低时，年平均气温比今天低了近2℃，较之温暖的汉唐时代，要下降2至3℃。

　　有人以统一的斤亩折算，秦汉时代平均粮食亩产量为132公斤，北朝平均亩产128.8公斤，东晋南朝为125.4公斤，均较前朝下降了2.84%。

　　土地单产对古代民族的竞争尤其是农牧民族间的竞争是非常重要的。土地单产高意味着在相同的面积上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能有更多的粮食积累，也就有更强的军事战斗力，在战争中获胜概率更高。而寒冷直接制约着降水量的大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气温每下降1℃，年降水量将相应下降100毫米，粮食单位产量就会比常年下降10%。

　　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实力对比，气候直接决定中原王朝的疆域版图也即生存空间的大小。秦汉时代，中原王朝的农耕区直达阴山脚下。据《史记》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大将蒙恬率秦军将匈奴驱出阴山以外，在阴山、河套地区设立了44个县；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又派遣将军卫青、李息从云中出击匈奴，收复河南地，设置朔方、五原郡，阴山一带再次纳入中原版图。

　　而到魏晋南北朝时，阴山脚下已成为水草丰美的游牧区。不仅如此，长城以南的老农耕区，这时也逐渐被畜牧所侵蚀。西晋束皙谈到黄河流域的中原腹地时，说“猪羊马牧，布其境内”，主张将马牛猪羊迁徙到“空虚之田”。这空虚之田，在今天看来，就是气候转冷，农耕尽废所致。

　　温暖孵化印加帝国

　　同样的事件不独发生在中国。法国安第斯山脉研究所的最新研究表明，公元1100年至1533年间，长达400年的温暖期充当了美洲大陆古印加帝国的“完美孵化器”，使这个帝国的疆域从现在的哥伦比亚一直扩展到智利中部，催生了灿烂的古印加文明。

　　该研究所的古生态学家亚历克斯·切普斯托·拉斯提博士说，他通过分析安第斯山脉库斯科地区马卡科哈湖湖床的沉积物，不但得出温暖气候催生印加帝国的结论，还揭示了公元880年左右出现的一场干旱，使此前的瓦里帝国走向衰败。

　　严寒葬送罗马帝国

　　莫斯科动力学院全球问题实验室也在做类似的研究，他们绘制出气候波动和社会历史的比较年表。“地区性的气候变坏，比如变冷或干旱无雨，往往总是伴随着一些伟大帝国的出现，智力型人物辈出，精神生活有新的建树与突破，天才发明层出不穷。”实验室主任弗拉基米尔·克利缅科说，一旦气候变暖，人们就缺乏勇敢大胆的时代激情，帝国也在安享太平中土崩瓦解。

　　罗马帝国的解体是一个典型例子。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但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并不同步，气候变冷时先从太平洋西岸开始，由日本、中国东部逐渐向西移到西欧，温度回升时则自西向东行。正是这种时间差，促使匈奴人在公元四世纪气候转冷时西迁，在欧洲掀起民族大迁徙狂潮，葬送了罗马帝国。

　　关于匈奴人的西迁，东西方史书都有记载。据《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东汉建武初，“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气候开始转冷，这是匈奴衰亡的先兆。

　　东汉和匈奴的最后一战发生在东汉永元三年（公元91年），此战彻底解除了匈奴人对中国的威胁，却给远在西边的罗马帝国造成了灭顶之灾。这支逃亡的匈奴部队，西逃至今天的巴尔喀什湖一带，经过200年的休养生息，重新成长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公元374年，匈奴人凭借其游牧民族的强悍善战，以摧枯拉朽之势，大举西进，越过伏尔加河侵入欧洲。

　　受匈奴人入侵的巨大压力，中欧和北欧的日耳曼诸部族纷纷西迁，掀起了民族大迁徙的浪潮。金发碧眼、身材高大的日耳曼人，由于生活环境寒冷恶劣，养成了无所畏惧、尚武善战的品性，南方衰弱而又富裕的罗马帝国，这时成了他们的避难所和掠夺对象。

　　据早期文献记载，当时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冬天常降大雪，夏天冷得果树都不挂果，葡萄酒都带一种酸味。多瑙河和莱茵河经常封冻，使罗马帝国的北方边界成为不设防地带，暴露在彪悍善战的日耳曼骑兵面前。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越过冰河，进犯罗马帝国。

　　在外族一波接一波的冲击下，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