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揣向文学殿堂挺进的雄心,想领取一顶作家的桂冠,算来也有三十年了。
命运女神时而探头,时而露尾,很少对我微笑过,尝够了“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滋味。
十五岁,一篇《拾枣》在《少年文艺》发表,令中学的老师,同学刮目相看。那热情,那笑脸,犹如又香又甜的红枣,咬在嘴里,美在心上。
二十岁,中篇小说《天良》在《当代》变成铅字,变成五百六十七块一毛七,后来又变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
她读了我的小说,深为里边的主人公倾倒,发疯般地跟我好,陪伴了我大学四年。
至此,在文学上,我无所建树。
爱,象一个魔鬼,把我俩拉下水,然而,我们没有自己的船,在经历了一番艰难的挣扎后,各自回到了靠近自己的彼岸.
鸡飞蛋打!
公式:大学生活=《天良》=567.17元=一个姑娘=0
毕业后,小说《爱的旋律》《饮恨天涯》散文《婴儿泪》相继问世,凭它,我结交了一些新朋友,也失去了一些老朋友。
他们觉得我的东西越来越难懂。我不服,不是讲新手法么,不是讲意识流、黑色幽默,非逻辑么,这是洋活儿,你们不懂。吵过几次,心与心之间长了一层老茧。
现在社会,一切都在反思。我也时常在爱女南南熟睡以后,望着居室里的条幅《墨舞》斟酌一番文学的真谛。
想来想去,小说还是应该讲故事。会讲故事,便会争得大多数读者。中国人大都喜欢听故事,看故事,没有故事,便失去了广大的读者。
《人到中年》,谌容讲了陆文婷的故事,《高山下的花环》,李存葆讲了梁三喜的故事,《芙蓉镇》,古华讲了胡玉音的故事。
后来的《红高粱》、《老井》、《瀚海》,莫言、郑义、洪峰也在讲故事。例子很多。
然而,糟糕的是,我不会讲故事。
我可以渲染某种情绪,捕捉某种情感,感受某种哲理,就是不会讲故事。
我悲观极了。
前两天,浙江的一位读者来信,希望能看到我的新作,更加重了我的这种伤感情绪。
昏黄的灯下,我写了这么一段话:
“年幼时,盼望长大,以为人生是天堂;
青年时,渴望独立,以为人生是战场;
中年了,才知道,人生是一头牛,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得把车拉下去,没有渴望,没有过多的精力去幻想。
人老了,才觉得活着本身就是天堂。因而他们希望活下去,在他们看来,没有比死,比离开这个世界更令他们恐惧了”。
悲壮!大有“大江歌罢掉头东”的味道。
我把我的苦闷给焦老师讲了,他说“你把故事看得太神秘了,你唠叨过你的一些经历那不是很精彩的故事么?”
伟大!焦老师
忽而,我又有疑问:真的么?焦老师。
不管怎么说,焦老师给我指了一条路。
爱人上夜班了,南南给我扮了个鬼脸,跟奶奶睡觉了,我一个人留在屋里,浑身空旷得难受,我坐在写字台前:
讲个故事吧!讲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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