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时和他的南科大改革大事记

    曾经发誓以“去行政化、自主招生、自授学位”为改革目标的深圳南科大，又将面临更大的风雨洗礼。

    不过，这次的危机不是来自外部的压力，当初与朱清时共同筹建南科大的一些核心团队的成员陆续发难，而且其动作之大，手段之绝，用釜底抽薪来形容并不为过。

    日前，包括香港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在内的4 名协助创办南科大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在开学前后，先后离开了南科大，著名物理学家陈应天院士、葛墨林院士、雷清泉院士的名字也消失的无影无踪。

    一下子，信誓旦旦要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己任的朱清时陷入内外交困的尴尬境地。

    从深圳市对南科大副校长等7个职位公开推荐选拔，并被赋予正局级级别，到教育部要求南科大依法办学，而45名高考学生拒考，朱清时的改革梦想似乎更具有虚幻的色彩，改革实践屡屡受挫，改革理念并没有得到认可。

    很自然的疑问，吴家玮这些业界大亨们是否也在落井下石？非也。

   《华西都市报》的解读是，南科大核心团队的拂袖而去是因为与朱清时在如何办学的策略上有难于弥合的分歧，离开南科大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带着无限的失望离开的。

    分歧究竟在哪？

    让人记忆犹新的是，朱清时曾把南科大的创建比喻成建一所世界一流的别墅，“从每一块砖头开始，你都要按照世界一流的标准来选择。”

    而吴家玮等人认为，南科大的一些做法违背教育规律，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在正式招生、开学之前，必须将教师团队、培养方案、管理规范等全部制定完备。你不能还没有设计图纸就开工建设什么一流别墅，更不能别墅还没建好就让“住客”入住。

    事实也的确如此，南科大首届教改实验班的45 名学生入学了。然而，作为关键“ 砖头”的教师团队仍在招募中。在授课教师中，仅有两人是全职聘任，其余皆为兼职。

    对此朱清时的解读是，10 年的中科大校长生涯令他意识到，招生时机稍纵即逝，那些优秀的学子，同时可能被多所大学激烈争夺，必须采取“边开车，边铺轨”的模式，不能等待一切完备。

    最终，双方各持己见，无法统一意见，结局只能是劳燕分飞。

    南科大一位老师有个形象的比喻，首届教改班是在“连滚带爬”中开学的。

    到底是不是“连滚带爬”，我们可以梳理一下：

    2010 年12 月，朱清时发出“致报考南方科大考生、家长的一封信”，宣布开始自主招生。

    在信中朱清时是这样承诺的，“我们已经做好了首期教改实验班的师资准备，聘请了若干院士和著名教授承担教改实验班的教学工作。”

    事实是，南科大聘请的任课教师，都是兼职。当时的南科大并没有一名全职教授。

    与教师团队类似，南科大的规章制度、行政架构、培养计划、学术委员会等，都未能在招生前完成，实验室也没能准备好，第一学期的课表，也是在临上课前最终敲定的。

    另一个现象也佐证着“连滚带爬”说：在南科大至今没有副校长、诸多行政架构缺失的情况下，朱清时不得不亲自处理许多细节事务，甚至包括敲定每一名员工的工资。

    这一点朱清时也坦诚自己深感没有得力团队的困扰。“我在中科大时，有一个很大的团队在运作，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都知道自己有责任干什么事，不需要领导催促、指示，我出国一个月也没有问题，学校照样运转得很好。”

  “全世界任何一所大学，都不会由校长来直接决定每个员工包括各个部门秘书拿多少钱。”李晓原质疑说。

    这样，我们不得不问个问题，朱清时与核心团队办学策略上的是是非非，谁是谁非？朱清时是不是举着改革的旗子，和公众玩画饼充饥的游戏？

    摸着石头过河，很好。但是，对于以培养人才为己任的大学校园来说，在招生条件并不具备的时候，匆忙将学子们揽入自己怀中，耽误了他们宝贵的求学时光，是否有误人子弟之嫌？是不是拿孩子的青春赌自己的明天？

    我们不该简单地指责朱清时，更不该一味地为他的改革模式鼓掌喝彩。因为在南科大不长的办学历程中，风雨不断，争议连连。此间，既有以卵击石之忧，也有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之嫌。可以敬畏他敢为人先的探索精神，他更应该认清自己的国情和起码的教育规律。

     我们需要改革，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这些话我们很熟悉。但前提是，一切的改革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而是每一步改革都该朝着我们的目标一步步走近，而不是脱离我们生存的土壤，去种瓶中花，栽手中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