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徐孺子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课题组”2017年3月7日会议的决定，我们根据已有的史料和最近的考古发现，进行了新的思考，基本厘清了东坛徐孺子墓的地理沿革，得出了新的结论，归纳於《徐孺子墓遗址考证》中。

    由于这实为一项全新的课题，而任务的时间要求是十分有限，幸有应宗强先生的有力支持和指导，使我们感到的巨大压力得以缓解，但仓促临阵，错讹不足之处，敬请各位不吝赐教，俾能改正。

              徐孺子墓遗址考证(上)

楔子

北宋曾巩(1019—1083，享年六十有四)，仁宗嘉祐二年(1057，时38岁)进士，经英宗至神宗宁熙九年任南昌太守，次年(1077,58岁)在孺子台旁建祠祭祀徐孺子，作《徐孺子祠堂记》《祭汉徐孺子文》，是为徐孺子建祠并官府祠祭徐孺子的肇始者。                   

曾巩在《徐孺子祠堂记》中说，“章水北径南昌城，西历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历南塘，其东为东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号孺子台。吴嘉禾中，太守徐熙于孺子墓隧种松，太守谢景于墓侧立碑。晋永安中，太守夏侯嵩于碑旁立思贤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时，谓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尝为孺子宅，又尝为台也。予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处，结茅为堂，图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宾拜焉。汉至今且千岁，富贵堙灭者不可称数。孺子不出闾巷，独称思至今。孺子墓失其地，而台幸可考而知，祠之。”又在《祭汉徐孺子文》中说“具官曾某，谨以少牢清酌，致祭于汉聘君徐孺子之灵......是用访旧作室，设像依神.......”

这两篇文章，至少告诉了我们哪些信息呢?

1，曾巩时，世上没有了徐孺子墓!“孺子墓失其地”，怎么解读?应该是:不是不知徐墓的墓址，而是说徐墓不存在了，没有了。

2，曾巩会没有读过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吗?否!郦道元（466—527，享年六十有一）至曾巩筑徐孺子祠（1077），相距500余年，且《祠记》中写明了根据《水经注》所述的孺子墓的方位、地址。

3，为什么曾巩仅说“孺子墓失其地”?宋太祖开基是960年，历太宗、真宗、英宗、仁宗、至神宗熙宁十年(1077)，虽时隔117年，曾巩仍“访旧作室”----向故旧咨询，当然包括查阅史料和访问老人，徐孺子墓址岂能不知?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是忌讳、忌惮什么?还是有难言之隐?

4，曾巩的地位和影响：”他比王安石(1021-1086)大两岁，是嘉祐同科进士，关系甚密，文才极高，都被后世尊为唐宋八大家，王安石於熙宁三年(1070，49岁)时拜相，始变法，熙宁七年罢相，次年(1075)再相，九年(1076)再罢，退居江宁......

1077年曾巩首建徐祠，怎么不去(东坛)复墓?以当时宋代的文化氛围和国力，哪怕是复个简墓也行啊!只能是虽知其墓址的大致范围，但墓冢没有了，无法在原址恢复了，曾巩便开在非墓址建祠官祭徐孺子的先河。

5，唐末经王仙芝、黄巢造反，(875年合王仙芝起事至907年朱温灭唐，历32年)，就从875年起算至960宋始，共85年，加宋始的960年至曾巩建徐祠的1077年，共202年时间无徐孺子墓，但墓毁的时间应该是875-960的这85年之中，最多再加上太祖灭南唐(975)时的15年，也就是这100年之中（875-975）。

6，徐孺子墓被毁是件大事，目前所见史料包括徐氏族谱中均无记载，更不知毁於何时何事何人，至今无人说得清楚，是有点奇怪，只有待后人的继续努力了。

7，从曾巩於聘君亭（孺子宅旧址）建祠始(或更早些时候)，就一定有人作孺子墓“失其地”原故的考证了,特别是东坛徐孺子墓之后，亦未对其的现世有清楚的记载。我们推测，在应用《水经注》作主要参考文献时，被“西历白社”中的“白社”搞迷糊了，东坛孺子墓与“白社”之间难建逻辑的联系。

曾巩时，孺子墓不存在，那传至1980年代的东坛孺子墓是怎么回事呢?近千年来怎么就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呢?

缺少了一把开启谜底的钥匙.......

一，徐孺子墓原址当在梅湖喻襜墓北一里

公元168年徐孺子辞世，安葬于豫章城外某处，究竟是何处呢?查找不到当时的任何记载，从史料和徐氏族谱的记载来看，对孺子墓的描述可分为两截：一是孺子卒后的汉末、三国(吴)、魏晋南北朝、隋、唐，有大量的祭文和修葺的记载，祭文都是墓祭和亭祭的内容（墓祭就是指在墓地的祭祀，亭祭即是在孺子宅址所建纪念亭处的祭祀），也有不少在此二处抒发的诗文，其地貌的描述不像指向东坛徐孺子墓。二是南宋以后在今东坛孺子墓和纪念亭进行祭祀的诗文，还增加了在孺子祠进行祭祀的诗文，对墓垣位置的记载和墓祭的诗文对墓垣描述的意境，都指向东坛徐孺子墓。

 对徐孺子墓址最早描述的文献是郦道元（约466—527年）的《水经注赣水注》：“浊水又东至南昌县，东流入于赣水。赣水又历白社西，有徐孺子墓。吴嘉禾中，太守长沙徐熙于墓隧种松，太守南阳谢景于墓侧立碑。永安中，太守梁郡夏侯嵩于碑旁立思贤亭。松大合抱，亭世修治，至今谓之聘君亭也。赣水又北历南塘，塘之东有徐孺子宅，际湖南小洲上。”

    我们依托此文本，结合汉晋时代存在的迁葬习俗，和2007年时喻襜墓的考证成果，先假设徐孺子墓是由梅湖迁葬到东坛巷来考证。《水经注》对徐墓的描述来自于雷次宗，从雷次宗（386—448）追溯到后汉、三国，在徐孺子墓进行祭祀都是延续的官方祭祀，地址当不会发生变动。

喻襜卒于公元278年(孙吴天纪二年或西晋咸宁四年)，初葬在海昏县，迁葬时是东晋咸和七年(332年)。晋代温峤卒于咸和四年（329年），他生前到南昌祭祀徐墓，所见的肯定和喻襜墓铭所述的是同一座墓，这都应该是梅湖喻襜墓北一里的徐墓。

因此孺子迁葬可能的年代似可圈定在雷次宗出生前的54年间，即咸和七年（332)到雷次宗出生的(386)年之间。

后来发现这段时间又有王珣、孙绰、东晋豫章太守殷允等对徐墓的祭祀，而喻襜墓中墓志铭用语和时代很近的东晋王珣、豫章太守殷允祭祀徐孺子墓的祭文用语是一致的，都称“汉聘士、豫章徐先生”，由此可见王珣、孙绰、殷允地上所见和喻襜墓铭地下所写的是同一座墓，故排除了这段时间梅湖徐墓迁葬的可能性。

    可以肯定汉晋以来豫章太守、内史、学者如夏侯嵩、谢景、顾劭、王珣、殷允、孙绰、温峤、王纶之，以至于唐张九龄祭祀的都是同一座没有迁葬的徐孺子墓，即梅湖喻襜墓北一里的徐墓。

汉至唐的祭祀徐孺子所营建的碑碣及阙等古代建筑都应该在这区域。

清代朱栾《江城旧事》言，豫章太守桓伊墓在蔡家坊，其墓砖文字称“去聘君墓七里”，用语风格和喻襜墓相近，蔡家坊地址在城南，这也可印证梅湖徐墓是徐孺子墓原址。     

这就是由发掘喻襜墓所获的成果，即徐孺子辞世后葬在喻襜墓北一里，徐墓在先，喻襜而后迁於徐墓南一里。

由喻襜墓考古而发现的徐孺子墓原墓的存在及位置，这就是解开东坛徐墓的钥匙。

    证据细节见应宗强《徐孺子墓迁葬考疑》----(见附件一)

二，梅湖徐孺子墓被毁时间在唐朝末年到北宋这段时间中

曾巩作《徐孺子祠堂记》明确表示“孺子墓失其地”，而唐代张九龄在祭祀徐孺子墓立碑碣以后，唐末诗人陈陶（约公元812—约885年）尚见荒僻的徐孺子墓并作诗咏记:

唐陈陶《经徐稚墓》 诗：

郏鄏妖兴炎汉衰，先生南国卧明夷。
凤凰屡降玄纁礼，琼石终藏烈火诗。
禁掖衣冠加宋鹊，湖山耕钓没尧时。
千年垄树何人哭，寂寞苍苔内史碑。

由此可见徐孺子原墓被毁在唐末到宋初这一段时间。

    唐末王仙芝起义军队攻陷南昌，郡守长官弃城北逃到湖口，可以推断行军作战路线是从谢埠方向过来，梅湖徐孺子墓正在路线中。

黄巢起义的军队转战山东、淮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兵锋所及，或赣地响应者为夺财而掘毁徐墓亦有可能。

黄巢攻陷虔、吉、饶、信等州，古语黄巢杀人八百万，丰城隐溪徐村的徐孺子后人言为躲避黄巢起义迁出南昌。

    这就造成了在徐孺子墓前祭祀活动的断裂，数代以后，可能徐氏后人难于找到远郊已遭到破坏的徐墓。

    五代十国时平南王钟传初入南昌时曾命军士掘墓砖修筑南昌城，也可能对徐孺子墓进行破坏。

    南唐徐智诰改吴称唐，易姓更名为李昇，可能对徐孺子墓产生破坏。

    北宋灭南唐时南昌虽未被屠城，但兵燹所至殃及徐墓亦有可能。

综上所述，徐墓毁灭于王仙芝、黄巢、钟传等人的可能性大些。----(见附件五)

历史学家徐高祉先生曾对其子徐步说过，“孺子柩权厝。”此言深嵌徐步记忆，但不明其奥!

三，北宋曾巩是建徐孺子祠的始作俑者

    曾巩在“孺子墓失其地”“湮灭无考”的情况下，造作宫室，设像依神，建立徐孺子祠堂，为徐孺子作祭文，开官方在祠堂祭祀徐孺子的先河，亦绍续了自孺子卒后的官祭的传统（此前祭祀活动多於墓、亭<旧宅>处进行）。到南宋，刘克庄等文人延续了这种祭徐的文化。

四，东坛巷徐墓是宋南渡后剑津张敬之所修

    南宋诗人陈著（1214～1297）有诗作《张敬之县尉》，由此可推知张敬之生活的年代。

    陈弘绪《江城名迹记》“宋南渡后，南昌尉剑津张敬之因葺公厅，批榛墓出。按图牒，墓旁有九里井，求之得井，敬之乃表其墓，复其亭。”即是说：南宋南昌尉张敬之修葺尉廨时发现了古墓，根据古图牒和他的理解判断为徐孺子墓。

 从《南州徐氏宗谱》中保留古代文献信息看，其所据应该是今南昌城蔡家坊桓伊墓砖文称桓伊墓离徐孺子墓七里，“又有甿耕桓伊墓下，得璧三，款识云“晋平南将军墓，去聘君墓七里”。敬之乃表其墓，复其亭。”

 张敬之一定很高兴，因为他以为找到了已湮没300多年的孺子墓地，解决了公元168年以来孺子墓址的困惑。然而，从现在掌握更多的地下考古资料特别是喻襜墓铭看，张敬之以桓伊墓和徐孺子墓的距离来判断孺子墓址，但对方向的理解错了----相反了。当然在他那个关键信息不全的年代，他判断是按照正常的思路，即靠向汉唐宋南昌城的墓区，而不是令人匪夷所思的远离汉唐南昌城的远郊。----(见附件三)

据应宗强先生的考证，汉代南昌城在老城区，大致东至象山路、西到榕门路，南垣中山路，北到阳明路的区域，唐宋明清有多次伸缩变动。

这也得到中科院曲英杰先生《水经注城邑考》以及北大硕士卢方琦《明清南昌城复原研究》的印证。

可以肯定，上文面世，当在张敬之之后，从宋亡(宋赵昺祥光二年即元忽必烈至元十六年--1279)算起，迄今也有700(余年)，读过此文者无数，但谁也没有说过这就是孺子卒后所葬之墓，因为困惑太多，当然就是敢想也不敢说，不能说，徐孺子卒后，葬于何处，他们也不知道有今天的原墓址。----《水经注》中“白社”的位置，因为文献的缺失，准确地方于今无考，把人们弄糊涂了，以至还闹出和上演过依《水经注》“赣水又北历南塘，有徐孺子宅”而妄说孺子出生于北沥村的滑稽戏。

徐高祉先生所说的“孺子柩权厝”，只能是说孺子灵柩没有及时下葬或被挖出停置于某处过，我们认为，孺子墓被毁后被挖出而“柩权厝”的可能性较大，所以，东坛孺子墓中，有孺子灵柩的可能性不大，如有，上文或徐氏宗谱或其他文章肯定会作记录。而且，自唐末至张敬之复孺子墓，又去了400余年，哪还会有什么真正的衣冠等物件呢。

所以，以中国记史的严肃传统，无人高度重视上文的意义。如今，对徐墓沿革研究有重大见解的应宗强先生，在熟悉汉至今南昌地理沿革的学识基础上，以对梅湖徐墓认识为钥匙，为我们在孺子原墓、原墓毁、曾巩建徐祠、张敬之“恢复徐墓”之间，建立了解结建联的破谜之功。

张敬之的复孺子墓、亭之举，仍不失孺子文化传承中的极为重大的事件，从此以后，1368年----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元惠宗(顺帝)至正二十八年，也是明洪武元年，行省参政东平徐公琰“识墓植垣”，即在东坛徐孺子墓处修建了墓垣，这意味着徐孺子墓除了墓冢和亭子以外，还扩建到了可观的面积。

        2017,3,30

2017年3月16日徐步先生和膝关节十字韧带重建手术后卧床休养的应宗强在应宗强卧室书房共同撰写徐孺子遗址考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