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 哥（小小说）

    堂哥比我大月份，我俩都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同时发蒙，在镇上唯一的一所由破庙改建成的小学读书。毕业后，我到外地读初中，堂哥没考上，只得呆在家中帮大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在家呆的时间长了，他觉得很无聊，吵着闹着要念书，可是，再到学校读书的愿望只有在他的梦中才能实现。

那时，偏辟小镇上的孩子上学读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些孩子从没进过学校的大门。他们穿着破衣烂衫，拖着鼻涕，成天在街心的石板上玩泥巴，或者到镇边的小河里捉鱼摸虾。一告别童年，就成了小大人，或照看弟妹，或捡煤渣，或到河对岸去扯猪草……这些事情，堂兄一样也不喜欢，他就爱看娃娃书，临摹书中的人物。看得多了，画得多了，他笔下的孔明、关羽、张飞、刘备活灵活现。比他小些的孩子都愿意拿好吃的东西换他的画。

    镇上的大人也夸堂哥画画得好。堂哥的父亲说，画画得再好，顶个屁用，又不能当饭吃，总得学门手艺，长大后才好养家糊口。堂哥听从父亲的安排，拜附近乡下的一个老裁缝为师，早出晚归偷偷学艺。那年月，搞个体是违法乱纪的事，所以，老裁缝只能偷偷摸摸地做，堂哥也只能跟着师傅偷偷摸摸地学。

那年放寒假回家，堂兄问我学校的事。我说，很苦，每月5块钱的伙食费，能吃到什么东西。菜多是水煮盐拌，连油花都看不见。课堂上，常常饿得肚子咕咕叫，有时候半夜里被饿醒。

堂哥安慰我一阵后，也向我诉说学艺的艰难与辛苦：挑水、扫地、劈柴、生炉子、端茶、倒水，这些是每天在师傅家必做的功课，只有把这些做得让师傅满意了，他才会教讲一星半点的手艺方面的东西。他像个大人似地感叹道：“大本事小本事，哪有不吃苦能学到手的呢？”他是在劝我，也是在安慰自己。

转眼到了一九六六年，全国的学生在学校无书可读，我回到家里无事可做，无聊极了。我去看堂哥，他说他已出师，买了架牡丹牌缝纫机，正在家里偷偷接活做衣服。开始，上门的多是亲戚、熟人和朋友。后来，镇上的人听说他活做得好，收费比公家办的缝纫社要低得多，都愿意把衣料拿到他家来加工。现在，赚个生活费完全不成问题。

我在家吃了两年闲饭，到一九六八底，不得不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临走的前一天，堂哥和我睡在一张铺板上，谈了好长好长时间。他说：“看来，大势所趋，不下乡不行了。”我说，是的。不下乡就得下户口，注销粮油关系，那样就只能在镇上要饭了。真不该多读那几年书。堂哥摇摇头：“话不能这样讲，历朝历代，多读书总是有好处的。你看三国时的孔明，隐姓埋名在深山里种地，刘备亲自三顾茅庐请他出山……”

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我泥巴倒是滚了一身又一身，可红心没炼成，根也没有扎稳，不到两年，就跳出农门，到离家乡很远的大城市参加了工作。至于堂哥的情况，我从家信中零零星星知道了一些。

他不到 十八岁就成家了，妻是貌美如花心心灵手巧的师妹---那个老裁缝的掌上明珠。此时，上面对个体经营的管理有所松动，堂哥趁机将缝纫店由地下转入半公开的境地。小两口人缘广，口碑好，起早贪黑，勤扒苦作，小日子一天过得比一天红火。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回老家探亲。堂哥听说我回来了，第二天就把我请到他家作客。他家在三叉路口盖了三层的楼房，门面一块“时尚服装店”的招牌格外显眼。整个一楼是制衣作坊，作坊里有十多个女工正脚踩缝纫机嗞嗞嗞地响。堂哥说，他只负责裁剪，其它的事全由妻管理。

餐厅和厨房设在二楼。我们上去时，堂嫂已将满桌的菜上得差不多了。打过招呼，寒喧过后，堂嫂说楼下叫她有急事，要堂哥和我慢慢喝，好好叙叙旧。

酒过三巡，堂哥打开了话匣子。他说，赶上现在的好光景，政府鼓励老百姓勤劳发家致富，沾好政策的光，他成了全镇第一批万元户，到县里披红戴花上电视，还受到县长亲自接见。说到此，他摸摸头，嘿嘿一笑：

“兄弟，不瞒你说，从县上回来，我还一直以为是在做梦。过去，我见到的最大的官就是镇长，镇长下面的那些财管所长、土管所长、教育组长什么的，在我们老百姓眼里都是有权有实惠的官。我这个人，胆子小，最怕的就是官。看到那些城管所的穿制服的人把街头巷尾卖小菜的赶得鸡飞狗上屋，我心里就发慌。如今，镇上的头头脑脑把我们做生意的人待如上宾，逢年过节请我们到镇政府座谈，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和建议。我说来说去就一句话：政府不该管的就放手，不要怕老百姓发财，再也不要把老百姓的手脚捆得死死的。该放开的要放开，让我们大大方方合法合理地赚钱，全镇的经济哪有不发展的道理？”

……

从堂哥家出来，小镇华灯初上，商场、酒楼、歌厅灯火辉煌。堂哥陪着我在街头漫步。他说：“兄弟，我今天酒喝多了，话也说得太多了，千万不要见怪。”

我说：“堂哥，就算你喝醉了，你也是酒醉心明，你说的句句都是实在话。从你身上，我才真正了解到家乡人民群众的最大变化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