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宋李、杜接受史的审美思辨中诠释李、杜优劣论

 

 

     众所周知，汉、唐乃中国历史上具有世界一流国力和魄力的朝代。汉之魄力转化为司马迁《史记》和司马相如大赋，而唐之魄力则转化为盛唐诗歌：李白与杜甫（简称李杜）的双峰对峙。自唐以降，从李杜接受情况看，说论不一，对其文化受容及历史认同也互有参差。现涉取古人的诗论成果及现当代学者的诗学观点，知人论世，浅析一下形成这种认知的思想因素和历史根源，对古代“李、杜优劣论”权作诠释。

 

    一、唐宋李杜接受基本情况

    李、杜作为盛唐诗歌的双峰，在唐宋两代，从唐人的感情咏叹和推崇，至宋人的理性概括和探讨，以各种方式进行了接受和传播。

 

    （一）唐代李杜接受与传播

     在唐代李杜接受的时代性上，两者都经历了历时接受阶段，而李白又主要经历了共时接受，即与被接受者同时代的作家对其作品的接受。

 

    1。盛唐的李白接受

    盛唐时，就李白而言，在其身前就有人开始了对其人及诗歌的认可并被文人们所广为接受和传播。其间主要有三位文人：一是贺知章。在李白《对酒忆贺监二首》诗序中说：“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又诗中说：“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今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更是不惜笔墨地对此事进行了渲染：“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从此李白有了“谪仙”之说。二是杜甫。杜甫是李白身前好友，杜诗中与李白相关的诗作多达15首。杜诗屡屡作诗赠李白、梦李白、忆李白、呈李白、怀李白。推崇他“白也诗无敌，飘然诗不群”（《春日忆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叹惜他“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梦李白二首》其二），盛赞他“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酒中八仙歌》）。在杜甫眼中，李白是卓尔不群、傲岸不羁、才情卓异、诗风奇特的天才诗人，能表现出真正的盛唐气象。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在盛唐的李、杜时代有所交叉重叠，李白长杜甫11岁，知人论世，认清这一点很重要。李白在开元、天宝盛世就诗才敏捷，斗酒百篇，诗风飘逸，与王维一道占尽一时风流。而杜甫到天宝末年才诗笔渐健，至德、乾元年间杰作迭出，广德、大历之际诗风达到炉火纯青。两相对比，李白明星早照，杜甫大器晚成。在盛唐，杜甫尚属晚辈，无论在诗中成就和声誉上，与李白均非同一等级。盛世多才俊，乱世多苦思，才华类型各有所宜。可以这样说，李白笔下，真正代表了雍容、博大的盛唐气象，而在杜甫笔下，则消减了盛唐前期的青春气息，更多的是关注历史所产生的新的精神指向：以悯世情怀，正视人间疮痍。三是李阳冰。李阳冰是李白的族叔，在他所整理的李白诗稿《草堂集》序中，盛赞李白：“其言多似天仙之辞，凡所著述，言多讽兴，自三代以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李阳冰在序中还对李白在长安深受玄宗恩宠一事做了详尽描写，序中记载当时李白大醉逞写《清平调》三首，“御手调羹”、“贵妃研砚”、“力士脱靴”等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无一例外都成为后世文人传播李白的重要素材。这一时期，李白传播范围极为广泛，接受主体分布于各阶层，有帝王，有文人，有庶民。如唐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所言：“文集亦无定卷，家家有之。”袁行霈在《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一文中说：“就一个作家在其当时所引起的轰动而论，中国文学史上没有谁可以和李白匹敌。李白简直就像一股狂飙，一阵雷霆，带着惊天动地的神威，以一种震撼的力量征服了同代的读者。” 

   

    2。中晚唐的李杜接受

    至中唐，李白接受在沿袭盛唐一些说法的同时，杜甫接受也悄然兴起并逐渐被广泛认可。这一时期，文人开始提出李、杜并举，也开始出现了李、杜优劣的争论。做为我国古代诗史上的两座高峰，两位一流诗人自此开启了文人的争论不休。一是李杜并尊。较早提出把李、杜并举的是中唐诗人杨凭、韩愈等。杨凭《赠窦牟》：“直用天才众却瞋，应期李杜久为尘。”最初提出了李、杜并举。但这一时期，大力鼓吹李、杜并举的则是韩愈，其《醉留东野》云：“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感春四首·其二》云：“近怜李杜无检束，烂漫长醉多文辞。”《石鼓歌》云：“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调张籍》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对李、杜的评价较为公允。唐司空图对李、杜“宏思”的诗风也极为赏识，他在《与王驾评诗书》中说：“国初，主上好文雅，风流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晚唐李商隐、杜牧等，也将李、杜并举，但对李、杜未分优劣。如李商隐《漫成五章·其二》中指出李、杜在诗坛可并驾齐驱：“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杜牧在《雪晴访赵暇街西所居三韵》中言：“命代风骚将，谁登李杜坛？少陵鲸海动，翰苑鹤天寒。”皆认为李、杜二人难分轩轾。二是扬杜抑李。提出扬杜抑李的第一人是元稹。他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一文中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胜，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元稹在肯定李白诗歌“壮浪纵恣”、“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的同时，指出李白的乐府诗“诚亦差肩子美矣”，表现出非常明显的扬杜抑李倾向。之后，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串今古，覼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白居易认为李白虽有诗才，但其诗歌能继承风雅传统的诗篇太少，而杜甫“可传者千余篇”，“又过于李”，扬杜抑李之态显露无疑。三是突出李白。同在中唐的诗人孟郊、许浑、皮日休及晚唐诗人贯休等人则高度评价了李白的诗才和人品。孟郊是李白的倾慕者，他在《读张碧集》一诗中说，李白死后，再没人能继承李白的风雅传统：“天宝太白殁，六义已消歇。大哉国风本，丧而王泽竭。”许浑《途经李翰林墓》中说李白：“气逸何人识，才高举世疑。”皮日休更是对李白极为仰慕，《李翰林》一诗开篇就说：“吾爱李太白，身是酒星魄。”用“大鹏不可笼，大椿不可植”比喻李白的诗才，用“惜哉千万年，此俊不可得”高度评价李白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晚唐诗人贯休咏李白之诗则达9首之多，可见对李白豪放飘逸诗风的偏爱。

 

    (二)宋代李杜接受与传播

    在中国文化转型期的宋代，李白、杜甫在此期间的接受态度上，表现的更加理性和成熟，并随着宋人审美意识、审美标准的转变、定型而略有不同。

 

    1。北宋的李杜接受

    北宋的李、杜接受分为北宋前期和中后期两个阶段。北宋前期，以“振兴古道”、“兴复儒业”为目的，推崇雄放、清新的诗风，用以抵制晚唐、五代以来僻涩之风，这一时期李白接受超过杜甫，呈现出扬李抑杜的倾向。其代表人物梅尧臣、欧阳修等。梅尧臣提出李、杜并尊，而倾于李。这主要是他关于诗歌社会功用的主张与李白相似，他在《答裴送序意》一诗中，主张诗歌应摒弃琐屑雕琢，弘扬儒家诗教，反映现实，抒写真性情。他对李白的接受主要表现在诗歌语言上，“和平简远、淡而不枯、丽而有则”（明胡应鳞《诗薮》）是他的语言特色，但还兼有“雄浑”的艺术特征。宋陆游《读宛陵先生诗》中说：“李杜不复在，梅公真壮哉！岂惟凡骨换，要是顶门开。”霍松林在《谈梅尧臣诗歌题材风格的多样性》一文中指出，梅尧臣的诗除“平淡”外，还有“怪巧”、“雄浑”、“发扬蹈厉” 的特点，并列举了《送赵谏议知徐州》一诗为证。这些都与李白诗歌“清丽”、“雄放”的面孔相近。欧阳修在李、杜接受上，则有明显的扬李抑杜倾向。他在《李白杜甫诗优劣说》一文中说：“杜甫于白得其一节，而精强过之。至于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可见，在才调性情上，李、杜相较，欧公更欣赏“天才自放”的李白，且李白之“横放”是杜甫所不能企及的。但在欧公心中，李、杜二人并没有高下优劣之分。他在《感二子》中道：“昔时李白杜甫争横行，麒麟凤凰世所惊。”则把李白喻为“麒麟”，将杜甫喻为“凤凰”。宋刘攽《中山诗话》云：“欧公亦不喜杜诗，谓韩吏部绝伦。吏部于唐世文章，未尝屈下，独称道李、杜不已。欧贵韩而不悦子美，所不可晓，然于太白而甚赏爱，将由李白超趠飞扬为感动也。”宋苏轼在《居士集序》中也说：“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此非余言，天下之言也。”清方东树《昭昧詹言》云：“太白之后真知太白唯有欧阳公。”宋张戒《岁寒堂诗话》说：“欧公喜太白诗，乃称其‘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之句。此等句虽奇逸，然在太白诗中，特其浅浅者。”张戒对欧公推崇李白诗中“特其浅浅者”不解，殊不知，这种浅显平易的诗风正是欧公所提倡的，他以此来矫正晚唐、五代以来僻涩的诗风。宋叶少蕴《石林诗话》也说：“欧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其诗多平易疏荡。” 

   

    北宋中后期，经过梅、欧等人对西昆体的矫正，宋诗面目初步形成，出现了荆公体、东坡体、山谷体，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同时鼎立诗坛，卓然并称大家。三大家之后，活跃于诗坛的主要是苏门诗人和江西后学。黄庭坚开创江西诗派，以杜甫为祖，重锤炼、求格力、讲诗法。这一时期，诗人们宗杜学韩，是李、杜接受最为复杂的一个时期。李、杜并举和扬杜抑李两种现象同时存在。这一时期，论诗文崇雅黜俗，提倡温柔敦厚、含蓄的审美标准，对李白的人品和诗品的评价出现了对立争论，批评者以王安石、苏辙为代表。褒扬者以曾巩、苏轼为代表。李白诗歌在宋代被误解，与王安石有极大关系。他曾选编《四家诗选》，以杜甫居首，韩愈次之，欧阳修其三，李白殿后。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五记载此事：“舒王以李白、杜少陵、韩退之、欧阳永叔诗，编为《四家诗集》，而以欧阳公居太白之上，世莫能晓其意。舒王尝曰：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从中可以理出，荆公指责李白人品“污下”，指责李白诗歌题材狭窄，多言“妇人酒耳”，且说李白诗歌“词语迅快，无疏脱处”。又，宋陈善《扪虱新话·卷三》对王安石选编《四家诗选》时将李白殿后作了进一步说明：“或问荆公云：‘公编四家诗，以杜甫为第一，李白为第四，岂太白之才格词致不逮甫也。’公曰：‘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他在认为李白诗歌“豪放飘逸”，无人能及的同时，还批评李白“不知变也”。所有这些，都成为后来宋人接受李白的中心议题。但这并不能认为王安石因此轻看李白。《苕溪渔隐丛话·卷五》记载：“荆公云：‘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奡，此韩愈所得也。’”王安石认为李、杜、韩三人的诗歌各有特点，并无轩轾之分，至于选编四家诗时，将四人分序，恐怕与王安石的政治倾向有极大关系。此间，与王安石态度相同的还有苏辙。他在《诗病五事》中将王安石的观点加以发挥和阐释：“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语用兵，则先登陷阵，不以为难；语游侠，则白昼杀人，不以为非。此岂其诚能也哉？白始以诗酒奉事明皇，遇谗而去，所至不改其旧。永王将窃据江淮，白起而从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观其诗固然。”不难看出，他评价李白依据的标准是“为诗”与“闻道”。以此出发，李白不受苏辙喜爱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相反，这一时期普遍接受李白、并提倡李、杜并尊的，主要有曾巩、苏轼、黄庭坚等人。曾巩极为仰慕李白，极力纠正旧史《新唐书》误记的浔阳“坐事下狱”一事。他在《李白诗集序》中说：“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节度东南，白时卧庐山，璘迫致之。璘军败于丹阳，白奔亡至宿松，坐系浔阳狱。”强调李白晚年从永王璘事是“迫致之”，积极为李白辩护。他相信李白本人的“迫胁”一说（李白诗句曰：“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空名适自娱，迫胁上楼船”）。并在《代人祭李白文》一文中对李白作了高度评价，说李白诗歌“大巧”之自然，“意气”之飘然。称其文章“杰立人上”、“轶群绝类”、“与无物比”，尤其突出了李白“轻世肆志”、不滞于物的人格，将其视为“麒麟凤凰，世岂能拘”。他不仅在诗论上欣赏李白的诗风，在创作上也是这样，明何乔新《读曾南丰诗》中说他：“雄拔追李杜，奇涩薄宗师。”苏轼更是一位李、杜并尊的大儒，苏轼对杜甫的评价很高，他在《书吴道子画后记》云：“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并认为杜甫是集大成者，陈师道《后山诗话》载：“子瞻谓杜诗、韩文、颜书、左史皆集大成也。”他也曾如欧阳修一样批评杜诗“村陋”，《仇池笔记·卷下》：“杜甫诗故无敌，然自致远以下句，真村陋也。”在他骨子里更多的是偏爱李白，他首先接受了李白“雄节迈伦，高气盖世” 的人格精神，《书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刻画李白：“西望太白横峨岷，眼高四海空无人。”其次接受了李白非凡的诗才，他在《次韵张安道读杜诗》中说：“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扫地收千轨，争标看两艘。”认为李白与杜甫都继承了《诗》、《骚》的优良传统，推崇李杜，并无轩轾。不仅如此，他在大量创作中，承袭了李白豪放、清新的诗风，苏轼认为：“好诗真脱兔，下笔先落鹘”（《送欧阳推官赴华州监酒》），推崇那些兔走鹘落、意气风生、起纵自如、一挥而就的诗歌作品。清赵翼《瓯北诗话》评价苏轼：“诗实不以锻炼为工，其妙处在乎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着力，而自然沁人心脾，此其独绝也。”这与李白清新明丽的诗风是一脉相承的。宋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五》说苏轼：“此公资解书，比之诗人，是李太白之流。”宋杨万里《诚斋集·卷七十九》：“今乎四家者流，苏似李，黄似杜；苏、李之诗，子列子之御风也。杜、黄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今人钱钟书认为：“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宋诗选注》）。这都说明苏轼是当时接受李白的最重要人物。但在接受李白诗的同时，苏轼也指出了其诗歌之不足：“李白诗飘逸绝尘，而伤于易”（《书学太白诗》）。“太白豪俊，语不甚择，集中往往有临时率然之句”（《书李白集》）。这些评价也是极有见地的。作为江西诗派的开山之祖黄庭坚，提倡宗师杜甫，他对杜甫的著述最多，且评价很高，“作诗数千篇，与日月争光”（《题韩忠献诗杜正献草书》）。但他并不抑李，他是宋代诗人中学习李白较为突出的一位。尤为欣赏他不拘的人格和洒脱的风采。《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说：“黄山谷云：‘太白豪放，人中凤凰麒麟。譬如生富贵人，虽醉着，瞑暗中作无义语，终不作寒乞声。’”对李白不无溢美之词，称赞其身上表现出来的大家气象，并对其豪放、飘逸的诗风赏爱有加。他在《答黎晦叔》中说李白：“李白歌诗，度越六代，与汉魏乐府争衡”，充分肯定了李白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在《题李白诗草后》一文评价李白诗歌“无首无尾，不主故常”，不为法度所拘，最终达到了无意为诗而诗佳的境界，对李白诗歌不为法度所缚，给予了中肯的评价，沿袭了曾巩所说的虽中于法度者的诗歌较少，但大巧自然。对于这种审美理念，黄山谷对于自己的诗歌与书法，仍希望达到这种不拘常法的自然境界。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说黄山谷诗：“能移太白歌行于律诗”，很具体的指出了黄山谷的律诗、七言歌行、七绝深得李白神韵。尤其是山谷的行草书，更是承袭了李白不法而法、挥洒自如、一气呵成的意境。作为北宋一位书法大家，黄山谷对李白的喜爱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书写李白诗歌。他曾先后书写过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秋浦歌》十五首、《忆旧游诗卷》等，足见对李白的喜爱。

 

    2。南宋的李杜接受

    南宋前期，很多诗人逐渐走出“江西”藩蓠，就诗学而言，总体着眼于艺术风格，高扬唐风。在此背景下，李白接受的程度远远超过以往，李、杜优劣争论渐趋平静，呈现出李、杜并举的基本态势，李白接受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理学”诗学色彩。这一时期，李白傲视权贵的气骨，成为文人的自我精神写照。其代表人物李纲、朱熹、陆游等。李纲在其“安宗社、保生灵”的政治理想受挫后，往往向往释、老，对李白“真隐”的仰慕可见一斑。同时，与李白一样，“爱奇”、“穷幽”，喜好山水隐逸之趣，常借诗歌吟咏李白，寄寓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如《次韵和太白感秋》等诗，诗歌主张以“气”为主，其诗风大多奔放雅健。他在《道乡邹公文集序》中说：“文章以气为主，如山川之有烟云，草木之有英华”。李纲对李白的接受在宋代极具代表性，这是南宋一部分失落文人结合自己的生平遭际，着意去解读李白的。朱熹则提倡李、杜并尊，而倾向于李，多少带有扬李抑杜色彩。朱熹对李白豪放、俊健的诗风尤其偏爱，对其诗风的总结也颇有见地。《朱子类语·卷一百四十》：“李太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缓！”今人陈敬介在其《李白诗研究》中说：“朱熹能自李白诗歌豪放飘逸的旋律中倾听出和缓的韵致，非反复吟咏咀嚼无法体会，和缓之于豪放，刚柔并济，执其一端，深可品味，由整体观之，亦足以兼美。”同时，朱熹把《文选》作为衡量诗歌优劣的标准，他认为正是由于李白始终学习《文选》，所以李白的诗歌是好诗。如莫砺锋所言：“朱熹既然认为写诗应以学习古人为门径，又认为《选》就是学习的典范，那么必然对最终与《选》诗分道扬镳的杜、韩不以为然了”。朱熹在《跋病翁先生诗》一文中进一步说明：“李、杜、韩、柳，初亦皆学《选》诗者，然杜、韩变多，而柳、李变少”。他强调变不可学，而不变可学。故自其变者而学之，不若自其不变者而学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四》），不难看出，朱熹在“杜、韩、柳、李”当中，主张柳、李。这种观点与宋代尊韩、杜的趋向不一致，这在宗杜的宋代，可称得上是异响。被时人目为“小李白”的陆游，也提倡李、杜并举，肯定李、杜创造出了后人难以望其项背的艺术成就。其诗曰：“濯锦沧浪客，青莲澹荡人。才名塞天地，身世老风尘。士固难推挽，人谁不贱贫。明窗数编在，长与物华新”（《读李杜诗》）。诗中对李、杜在诗歌史上的成就和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但从陆游诗风上看，则更倾向于李白，他是宋代诗人中接受、学习李白较为突出、较为彻底的一位诗人。在其今存的诗词文中歌咏或评说李白的材料多达42条。钱钟书《谈艺录》云：“放翁颇欲以学力为太白飞仙语，每对酒当歌，豪放飘逸，若《池上醉歌》、《对酒歌》、《饮酒》、《日出入行》等篇。...有宋一代中，要为学太白最似者，永叔、无咎有所不逮。”在陆游诗中，似李白豪放的诗及诗句随处可见，如“饮如长鲸渴赴海，诗成放笔千觞空”（《凌云醉归作》）、“前年脍鲸东海上，白浪如山寄豪壮”（《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江楼吹笛饮酒大醉中作》、《夜泊水村》等，都有李白雄奇奔放之风。同时，其诗还深得李白飘逸、清新自然的诗风。他在《即事·其四》中说：“诗情随处有，信笔自成章，”这与李白“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古风·其一》）、“扫素写道经，笔精妙入神”（《王右军·卷二十二》）的诗学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南宋中后期，无论江西诗派、四灵诗派，还是江湖诗派，都过于雕琢，言之无物，为矫正这些弊端，众多诗评家转而倡导诗学盛唐，这一时期，李、杜接受与传播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就是扬杜并不抑李。一是诗评家们与接受杜甫一样，用评点的方式更多、更系统地接受和传播李白，其中以严羽、刘辰翁等为代表。二是在李、杜接受中李白的形象发生了变化，不再仅仅是天才诗人形象，而且演变成了一种文化形象，深受广大民众所喜爱。诗评家严羽提倡李、杜并尊。他在《诗辨》中评价李、杜：“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在严羽心目中，李、杜的诗歌成就无人可以比拟，无人可以超越。在《沧浪诗话》中，称李白诗为“太白体”，称杜甫诗为“少陵体”，足见严羽对李、杜二人并尊并重。但在一些诗论观点上，可以表现出对李白更多的偏爱。他所著《沧浪诗话》对宋代诗坛多有批评之辞，尤其反对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认为他们所倡导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诗风，违背了诗歌“吟咏性情”为主的原则；对四灵诗派和江湖诗派所倡导的晚唐诗风也颇有微辞，认为“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未进入“正法眼”（《诗辨》）。在他看来，“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诗辨》）。这就是他倡导的“妙悟”。这与李白清新自然、无意为诗的诗学境界一脉相承。严羽对李白的另一个偏爱，则表现在他对《李太白诗集》的评点上，他评点李白诗歌多达578首，可见对李白诗歌的偏爱程度。宋元之际评点大师刘辰翁，他在李、杜接受上，则是尊杜，但并不贬李。他在评点李白的53条材料中，有11条与杜甫相联系，不难看出他对李、杜二人的态度。总体而言，在李、杜二人之间，他更欣赏杜甫。他在《跋白廷玉诗》中说：“杜子美大篇，江湖转怪不测，虽太白、退之天才罕及。”但在他的诗歌艺术主张上，有两点与李白诗风不谋而合，一是主张诗歌用“率意自道”语，“语言文字在天地，犹天地之在目前，随其心量，满足常新”（《龙须禅寺记》），这与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语言风格一致。二是主张“诗无论拙，恶忌矜持”（《简斋诗集序》），其中的“恶忌矜持”，指的就是作诗最忌矫揉造作，这与李白诗奇妙的意境和畅达的诗风相一致。

  

     二、唐宋李杜诗歌优劣论比较浅析

    李白、杜甫同为我国古代诗史上的两座高峰，但孰优孰劣，自中唐起，文人对此就争论不休。中唐时，除最初提出“李杜并称”外，还出现“扬杜抑李”的论述观点。到北宋早期，也一时出现“扬李抑杜”的论断，北宋中晚期，则以“扬杜抑李”成中心议题，兼倡“李杜并尊”，到了南宋，则又回到“李杜论衡”上来。

  

   （一）唐宋出现“扬杜抑李”观点的思想根源

    中唐提出“扬杜抑李”说的，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北宋则以王安石、苏辙为代表。这里重点阐述一下出现“扬杜抑李”现象所产生的思想根源。

 

    1。中唐元稹、白居易“扬杜抑李”思想解析

    在中国文学史上，唐元稹是“李杜优劣论”的始作俑者（《旧唐书》），也是“扬杜抑李”的第一人。他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摸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日，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这里，元稹是在褒扬杜甫，并不是有意将李、杜分出高下。其实，他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李、杜并尊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新编《唐代文学史》第十三章《元稹》，说他是“现存唐人文献中并尊李杜的第一人”。他做出的“李杜诗篇敌”的论断，比韩愈提出的“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醉留东野》）早四年，比韩愈写的《调张籍》早十八年。前人对他的“扬杜抑李”之论然否不一，更多的受到时人和后人的批评。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云：“元稹作李杜优劣论，先杜而后李，韩退之不以为然，诗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为微之发也。”钱仲联在其《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卷九》中对韩愈写《调张籍》一诗的原因，作了补释：“籍虽隶韩门，然其乐府诗体近元白，而不近韩，故白亟称之。元白持论，当为籍所可，故昌黎为此诗以启发之欤。”从元稹论述内容看，其“李杜优劣论”应是从杜诗结构学和历史沿革及集大成的角度着眼的，言杜诗“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所独专矣”，并且也涉及声律、骨格、辞气、风骨等论诗范畴。他尤为推崇和称誉那些“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交犹数百”的排律。论其排律：“开元后，作者之盛，声律之备，独王右丞、李翰林，诸家皆不及。诸家得其一概，少陵独得其兼善者。”元稹重视杜甫的排律，尤其五排，还主要与他的艺术性趣有关。因为元稹与白居易相互唱和时，惯用这种长篇诗体，积见成习，往还酬答，争奇斗胜。

  

    与元稹提出类似观点的，还有白居易。他在《与元九书》中说：“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串古今，覼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他说李白的诗歌少风雅，“索其风雅，十无一焉。”他这种明显的“扬杜抑李”观点，是与他的政治观点和讽喻诗的创作思想相一致的。在文学主张上，他提出文章应“存炯戒，通讽喻”，要求恢复古代采诗制度，“以补察时政”，同时，他开始将文学运用于政治、社会批评。提倡新乐府运动，发扬古乐府“讽兴”之义，继续杜甫“即事名篇”的做法。他在《新乐府序》里进一步将其创作目的概括为“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为此规定了“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其体顺而肆”的写作要求，并提出“系于意不系于文”。这与杜甫诗的时事化和时事的诗化创作要求相一致。北宋李觏则从思想的角度评价李白，认为李白诗歌符合“尧舜之道”和“周孔之教”，显示了他独到的眼光。宋释契嵩在其《书李翰林集后》里，更详尽地考证了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余读《李翰林集》，见其乐府诗百余篇，其意尊国家，正人伦，卓然有周诗之风，非徒吟咏情性，咄呕苟自适而已...白闵天子失守，轻弃宗庙，故作《远别离》以刺之。至于作《蜀道难》，以刺诸侯之强横；作《梁甫吟》，伤怀忠而不见用；作《天马歌》，哀弃贤才而不录其功；作《行路难》，恶谗而不得尽其臣节；作《猛虎行》，愤胡虏乱夏而思安王室；作《阳春歌》以诫淫乐不节；作《乌栖曲》以刺好色不好德；作《战城南》以刺穷兵不休，如此者不可悉说...苟当时得预圣人之删，可参二《雅》，宜与《国风》传之于无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是古代文人对于李白是否继承风雅所持的不同见解和观点。 

  

    2。北宋王安石、苏辙“扬杜抑李”思想解析

    李白诗歌在宋代被误解，与王安石有极大关系，他在选编《四家诗》时，将李白殿后的举动，引起了后来诸多批评家的猜测和议论。他将李白的人品总结为“其识污下”，将李白的诗歌内容总结为“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在褒扬李诗“豪放飘逸”的同时，又指责其诗“语迅快无疏脱处”。宋释惠洪《冷斋诗话·卷五》记载了此事，他对李白的论断在当时就引起争议，有为王安石辩解的，如宋王巩《闻见近录》中说王安石的编排并无先后序之分，实属偶然：“黄鲁直尝问王荆公：世谓《四家诗选》，丞相以欧、韩高于李太白耶？荆公曰：不然。陈和叔尝问四家之诗，乘问筌示和叔，时书史适先持杜集来，而和叔遂以其所送先后编集，初无高下也。李、杜自昔齐名者也。何可下也。鲁直归，问和叔，和叔与荆公之说同。”还有学者反驳王安石的论断，如宋陈善《扪虱诗话》中说：“荆公编李、杜、韩、欧四家诗，而以欧公居太白之上，曰：‘李白诗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予谓诗者妙思逸想，所寓而已。太白之神气，当游戏万物之表，其于诗，特寓意焉耳，岂以妇人与酒能败其志乎？不然，则渊明篇篇有酒，谢安游山必携妓，亦可谓其识不高耶？欧阳公文字寄兴高远，多喜为风为月闲适之语，盖是效太白为之。故东坡作《欧公集序》亦云：‘诗赋似李白，此未可以优劣论也。’”宋张戒《岁寒堂诗话》中也为李白辩护：“王介甫云：‘白诗多妇人，识见污下。’介甫之论过矣。孔子删诗三百，说妇人者过半，岂可亦谓识见污下耶。”之所以王安石在选编《四家诗集》时将李白殿后，并非由于白才不如杜，而是说李白诗歌“不知变也”。《诗人玉屑·卷十四》引《遁斋闲览》记载了此事：“或问王荆公云：‘公编四家诗，以杜甫为第一，李白为第四，岂白之才格词致不逮甫也。’公曰：‘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其实，王安石认为李、杜、韩三人诗歌各有特点，至于选编四家诗中，将四人分的先后次序，这与他的政治倾向有极大关系。他把文学创作与政治活动密切联系起来，强调“且自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以适用为本”（《上人书》）。正因为他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作为文学创作的根本，因此他极赞赏作品多贯穿忠君思想的杜甫。同时，韩愈平生以追踪孔孟自居，与王安石的政治抱负一致，所以王安石也极为心仪韩愈。至于欧阳修，与王安石有师友之谊，彼此感情甚笃，将其列为第三，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辩证的说，李白诗中多言妇人与酒、游水玩水，正是李白醉态诗学思维中的一大命题。它在深层面上却渗透着对人的生存困境和生命忧患的精神探索。宋以后的一些士大夫文人被“载道”、“经世”一类的狭隘的文学价值观念限制了眼光，对宇宙人生的本体论问题不感兴趣而无所用心，遂简单地评说李白：“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在不同的精神层面谈论诗学，终究是隔膜的。其不知正是在后世长期不得理解之处，从而创造了他人难以企及的中国诗学的另一奇观。

  

    北宋苏辙是“扬杜抑李”的又一代表人物。他在《诗病五事》中认为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又说“永王将窃据江淮，白起而奉事明皇，以放死。今观其诗固然。”这里，苏辙以“为诗”与“闻道”的标准，一是说李白“不知义理之所在也”，说其诗没有法度。二是将其诗与他从永王璘失节一事联系一起。对于李白诗有无法度的问题，刘勉在其《宋人对李白诗歌风格的辨析》一文中说：“太白之诗是有法还是无法，是有待还是无待，是可法还是不可法，宋人一般认为李诗无法、无待，也不可法，所以艺术风格有一种似非人间的神秘性。”对于这点，宋朱熹在其《朱子全书·卷一百四十》中有自己独道的见解：“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古风》两卷多效陈子昂，亦有全用其句处。李白去子昂不远，其尊慕之如此。”朱熹认为，李诗是有法度的，他在论及李诗渊源时，多次提及李诗对《离骚》、《文选》和陈之昂的继承，尤其提到了对《文选》的继承，《文选》是有法度可循的，李诗学《文选》，当然也是有法度的。莫砺锋说：“（朱熹）指出李白写诗是从学习《选》诗入手的，所以事实上仍有法度，不过李后来得心应手于这些法度，并且变化自如地驾驭这些法度，从而优入圣域。这样，被常人视为纯粹凭天才挥洒的李白的创作就被指明了其发展脉络，正是在这种细致的分析中，朱熹得出了李诗可学的结论。”至于李白从永王璘一事，屡遭宋人指责，同时，也有不少文人为其正名。宋曾巩在其《李白诗集后序》中强调李白晚年从永王璘一事，是“迫致之”。文曰：“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节度东南，白时卧庐山，璘迫致之。”“迫胁”一说，始于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太守良宰》一诗中。持这一说的，还有苏轼，他在《李太白碑阴记》中说：“太白之从永王璘，当由迫胁。不然，璘之狂肆寝陋，虽庸人知其必败也。太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而不能知璘之无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辩。”反驳了有人指责李白“尝失节于永王璘”一事。对此事，南宋朱熹也为之辩析。《朱子全书》说：“李白见永王璘反，便从更之，文人之没头脑乃尔...李白诗中说王说霸，当时人必谓其果有智略，不知其莽荡，立见疏脱。”朱熹指出，李白从永王，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文人之没头脑”的“疏脱”之举，大可不必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又说，李白在诗歌中说“常说王说霸”，人们便认为李白是“果有智略”之人，其实他不过是一个“文人”而已。

 

   （二）李杜诗风比较分析及形成各自诗风的主要因素

    李白、杜甫两位大诗人，虽同在盛唐，但诗风迥异。一个是飘逸雄奇，是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一个是沉郁顿挫，是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在这里，比较分析一下李、杜诗风的差异及形成这种诗风的主要因素。

  

    1。李、杜诗风比较分析

    若以诗风进行比较，不难发现，李白带点道骨，而杜甫终守儒术。李白的天才混着少有拘束的野性，俯视格律、又超越格律，以无法之法，达到“无厚之厚”的境界，令人难以学，甚至不敢学；杜甫的才华却是严正大器，有规矩可寻，他在恪守格律和挑战格律中，锤炼着“波澜独老成”之境，这是近体诗与中国语言基本特征相适应、与中国文化心理相契合的硬结构，因而格外受严肃刚正的正统士人青睐，这也是“李杜优劣论”经久不衰的一个原因。二者互为映照，才力悉敌，殊堪并列为中国古代诗史上的双峰，令人高山仰止。李、杜同流不同派，显示了中国诗学智慧的多样性和开阔性。李、杜诗风的差异，从古人的评论中可概全面。明胡应璘《诗薮·内卷四》说：“李才高气逸而调雄，杜体大思精而格浑。”又说：“唐人才超一代者，李也；体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悬日揭，照耀太虚；杜若地负海涵，包罗万汇。李惟超出一代，故高华莫并，色相难求；杜惟兼总一代，故利钝杂陈，巨细咸畜。” 还说“太白笔力变化，极于歌行；少陵笔力变化，极于近体。李变化在调与词，杜变化在意与格。”更有清贺贻孙《诗筏》把英雄一词拆开，对李、杜二人诗风作了极有特色的表述：“诗亦有英分雄分之别。英分常轻，轻者不在骨而在腕，腕轻故宕，宕故逸，逸故灵，灵故变，变故化，至于化而英之分始全，太白是也。雄分常重，重者不在肉而在骨，骨重故沉，沉故浑，浑故老，老故变，至于化而雄之分始全，少陵是也。”二者合而言之，显示英雄本色；分而言之，则显示英雄本色的不同侧面、不同情调。明清学人对李、杜诗风比较性感受，互有相通，时见精彩，能明显看出二人诗风上的差异。其诗风的差异，是其个人才性在不同历史阶段交互作用的结果。就其二人对诸体诗歌的擅长程度而言，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说：“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圣矣。五七言绝，太白神矣，七言歌行，圣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绝，皆变体，间为之可耳，不足多法也。”再则，二者才性的交互作用，总能以自己对时代和人生的个性感受，分别付于其新智慧。如清宋征璧《抱真堂诗话》就很形象的说明了这一点：“杜诗咏马，李诗咏月，各尽其变。”李白选择明月意象作为人与天对话的极妙中介，无不清奇、新颖地表达了盛唐的风流、豪放、忧郁和幻想。杜甫意象选择咏马，则往往把自己在安史之乱中颠沛流离的人生阅历渗透进去，或表现凌云之志，或变得满面风尘。宋严羽在其《沧浪诗话·诗评》中也说：“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又说“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少陵如节制之师。”换为诗学语言，就是说杜诗构思端正，正中出奇，讲究声律，对仗和字句的锤炼，以工力取胜，以节制为能，显示出大家风度于工整精严之中。而李白诗才逼人，奇思敏捷，神采风扬，不斤斤计较于声律对仗的约束，以无法之法表现自己的潇洒风流。李杜相较，驱遣诗笔各有擅场，李白举重若轻，杜甫举轻若重。举重若轻，意味着李白超越板滞的格律而张扬清奇的个性；举轻若重，则意味着杜甫精熟格律而输入沉重的社会责任感。总之，对李、杜诗学的论及，要在两个不同的层面展开，这很难分出高下和优劣。从诗歌内容而言，文人们欣赏杜甫，从诗歌艺术而言，文人们则更欣赏李白。

 

   2。形成李、杜不同诗风的主要因素

    李、杜二人诗风的推衍、定型，是由多种内在、外在因素经诗人的才性及历史的长期沉淀而形成的。形成不同诗风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不同的家族文化基因。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中，称自已是“陇西布衣”。这既有家族文化基因的自白，也有自己社会身份和角色的认定，对其诗学风格发生潜在的长远作用。边地文化比起中原文化、尤其是庙堂文化，更具有野性活力。布衣文化比起贵族文化更有几分清新和刚健，更不遵守刻板的规矩。这就使得他的诗歌创造带上比较充分的精神自由，才华往往超越格律而卓尔不群。有时露出《蜀道难》中“其险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一类的“野调”（施补华《岘佣说诗》），更多的则是杜甫所形容的“痛饮狂歌”、“飞扬跋扈”（《赠李白》）。杜甫虽然也自称“杜陵布衣”（《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自称“少陵野老”（《哀江头》），自称“杜陵野客”（《醉时歌》），但这是他在动荡时世中得不到归宿，或对社会现象采取批判态度时选择的一种平民立场。其实，深究其诗，则存在着家族的文化渊源。他一再宣称“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他还曾作《祭远祖当阳君文》，祭奠他的十三世祖西晋镇南大将军、当阳县侯杜预。他曾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杜甫祭文称其远祖“《春秋》主解，稿隶躬亲。”并且他还把“奉儒”作为自己家族的文化基因来接受。他在《进雕赋表》中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他的“奉儒”自然也遵奉儒家托言尧舜的“仁政”理想，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抱负。根据二者不同的家族文化基因，不难发现，李白在人间是潇洒走一回，甚至可以狂傲到“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酒中八仙歌》）。而杜甫到底活的相当沉重、相当浮累，他常常忧时悯世，甚至“在穷困之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宋苏轼《与王定国书》）。在杜甫体验沉重和化解沉重之际，他把一些难化而化的社会历史命题溶解在典重精严的格律之中，从而出现了《秋兴八首》、《阁夜》、《登高》等为代表的律诗绝唱。二是不同时代的民族精神情境。李白与杜甫的时代有所交叉与重叠，李白长杜甫十一岁，就是这十一年的时间里，唐王朝在公元8世纪经历了由极盛、忽乱到急衰的巨变历程，它由此划出了两个时代，弥漫着两种不同的民族精神氛围、两种不同的人生感受烙印。李白是大了半代人的杜甫，生活在国力强盛的盛唐时代，而且天才早熟，生前即名满天下，斗酒百篇，占尽了一时风流，他的诗歌真正代表了盛唐气象，有较强事功精神；杜甫是小了半代人的李白，生活在由盛唐转为急衰的时期，历经战乱，而且是苦吟晚成，在天宝末年才诗笔渐健，在广德、大历年间才达到炉火纯青。他经历了复杂深邃的社会人生体验，不同程度地带有集大成的意味。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说：“杜甫、李白以诗齐名。韩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似未易以优劣也。然杜诗思苦而语奇，李诗思疾而语豪。杜集中言李白诗处甚多...，似讥其太俊快。李白论杜甫，则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为问因何太瘦生，只为从来作诗苦。’似讥其太愁肝肾也。”此论从谋种意义上相当精到地触及到李、杜诗风的差异。这里要说明的是，从翰林放还的李白与放荡齐赵间的杜甫，于天宝三、四载同游梁宋，以及东鲁重逢时，他们还不属于一个诗坛等级。三是游历和交游名山大川。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据说“凡江、汉、荆、襄、巴、蜀，与夫秦、晋、齐、鲁山水名胜之区，亦何所不登临”（刘楚登《太白楼记》）。杜甫年青时也漫游吴越，其后“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还与李白同游梁宋，客居洛阳、长安，大概历览名山大川，有益于涵养精神气魄。他的《望岳》一首写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被称为“尾句五字，雄盖一世。”可见名山之游滋养了他的眼界和魄力。这是由游览和交游来涵养诗文内在“奇气”的一个很好说明。

 

    总之，李白、杜甫以不同的才性和风格，显示了中国诗学的博大精深和无限生命力，成为中国古代诗史中的纵横中轴线，并无优劣之分。李、杜诗歌在唐诗主情、宋诗主理的不同审美取向上，在宋人崇雅黜俗，提倡温柔敦厚和含蓄的审美体验上，其文化受容、诗歌接受与传播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则显得综错与复杂，宋代的一些士人用纯正的儒学标准去衡量、评价人和事，思想驳杂、性格狂放的李白自然不符合他们的期待视野、不被他们所青睐，这就决定了李、杜在宋代不同的文化受容和必然出现的“李杜优劣”之说。

 

 

 

 

                                                            2011。7。4。—7。12。

                                                   雪卿于快雪堂

 

 

  

 

    主要参考书目：

    1。杨义《李杜诗学》，北京出版社，2002年；

    2。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3。张海鸥《北宋诗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

    4。严寿澄《诗道与文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5。葛景春《李白诗选》，中华书局，2005年；

    6。张忠纲《杜甫诗选》，中华书局，2005年；

    7。谢思炜《白居易诗选》，中华书局，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