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建所副所长朱力

北京的CBD东扩和金融街西扩几乎在同一时间段进行，您认为这对北京市的整体城市发展有何重大意义？

朱力：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这么看，虽然这是北京市两个区的事情，但放大视野来看，实际上是奥运会之后下一步北京怎么办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一个城市需要发展战略，上海有了“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两个中心的地位，奥运会后北京也在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我们院承担的京津冀总体规划，也研究了北京的产业结构的变迁，大概从1996年到2006年十年间，北京的第三产业提升了20个百分点，这个变化是非常剧烈的。下一步怎么办？应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的跃升。

刚才您提到了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中国还有香港、深圳、天津等金融城市，那么将来北京会不会对他们构成挑战？

朱力：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专家们的观点也非常多。首先我认为中国出现多个金融中心是一定的，因为国家太大。但是各个金融中心是有分工的，北京是一个管理的中枢，虽然有沪申两个证交所，但金融机构中最增值的部分在北京。可以这么看：香港是中国金融的门户、上海是中国金融的平台，它们和北京的关系有人比喻就是大脑和心脏的关系。

与世界一些比较成熟的CBD相比，您觉得北京CBD存在差距吗？如果存在，差距在哪里？

朱力：差距肯定是有，但北京CBD是不是要走他们的这种模式，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这里举东京为例，它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东京CBD的金融和产业挂得特别紧，金融的“本国化”倾向很明显，金融企业一直在推动日本企业走向国际化，比如索尼、佳能，通常不提日本的索尼，仅仅是索尼，模糊了产地的概念，它们想创造这样一个意象。而伦敦和纽约只做金融产品，和东京是完全不同的模式。所以北京的CBD也是可以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东京CBD的模式？

朱力：有点这个意思。中国一直在提企业“走出去”，将来的金融服务在很大程度上会支持这个政策。

所以很多企业选择把总部设在北京。

朱力：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观点，北京是各种政策、信息的中心，对于企业来说，近信息源是非常重要的，北京CBD东扩、金融街西扩也就是这个原因。另外，北京也在强化制造业，北京在完善自己的职能，对区域服务的能力也在提升。为什么CBD和金融街现在扩？扩出来的空间给谁？实际上一定要有一个区域产业基础才可以。除了面向全国的管理职能之外，北京可能还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面向区域的服务，北京在这块还相对较弱。

库哈斯提到的“曼哈顿主义”，您认为北京CBD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有解决之道吗？

朱力：我认为没有。因为首先CBD的集聚是一定的。当信息越发达的时候，面对面的交流也越来越重要，人也越来越渴望直接交流。第二是城区的人口密度太大。曾经我们院做上海轨道交通规划，我个人有一个观点，就算上海把轨道都铺满，也解决不了交通拥堵问题。你看伦敦的地铁很密，非常方便，但伦敦的房子很矮，容积率低，所以出行非常方便。而且有一个“拥挤成本”的问题在里面：虽然挤，但我一定要占据中心位置，这关系到企业“面子”的问题，但你选择在那了，代价就是拥堵。但北京CBD也在改善，比如建“慢行系统”，设步行道、自行车道，轨道交通枢纽也会进来。

那CBD和金融街到了晚上变成“空城”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朱力：这个问题是从国外来的。比如我在英国的时候，商店在晚上是不开门的，这种制度决定了这个地方晚上是“空城”，大家都在家里待着。虽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是一个原因，但另外的原因就是功能太单一，CBD都是写字楼肯定不行。解决这个问题，“文化复兴”很重要，比如开设商场、酒吧等。

比如增设一些“文化消费”场所，像央视和北京电视台进驻CBD也许有这个角度的考虑？

朱力：对，这些东西要进来的话，就会好很多。当城市发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在管理财富、创造需求，比如文化需求。在CBD东扩的规划中，“文化消费”是提得比较多的问题，这些楼并不一定只装白领，比如国际组织、NGO、传媒集团、文化机构等应该进来。将来CBD也许并不只有高楼，人们可以到CBD来玩。

贵院在CBD东扩中做了哪些工作？

朱力：我们也参与了规划，SOM的方案拿了第一，我们院拿了第三，但从规划到实施过程还比较长，至少得需要一年时间。